调整编制体制

　　军委扩大会议闭幕后，组成了由叶剑英任组长，聂荣臻、粟裕等参加的6人领导小组，对三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等20多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同时调整了北京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部署。这次调整，贯彻了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指导思想，即要建立精干的、敢字当头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要调整和改组那些“怕”字当头的软班子，干劲不足的懒班子；对那些搞资产阶级派性的，要限期改正，不改的要坚决撤换。8月30日，中央军委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发出通知，确定了各大单位主要领导调整名单：空军司令员马宁，政委傅传作；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第一政委苏振华、第二政委王宏坤；炮兵司令员张达志，政委张池明；第二炮兵司令员向守志，政委陈鹤桥；装甲兵司令员黄新亭，政委莫文骅；工程兵司令员谭善和，政委王六生；铁道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吕正操；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政委陶鲁笳；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第一政委粟裕、第二政委肖华；军政大学校长肖克，政委唐亮；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廖汉生；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曾绍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孔石泉；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严政；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志坚；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肖望东；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政委李志民；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郭林祥。10月1日，中央军委任命陈锡联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任第一政委、秦基伟任第二政委；陈先瑞调任成都军区政委。这些调整措施，对后来胜利粉碎“四人帮”，稳定全国局势，起到重大作用。

　　9月，中央军委批转了总参谋部拟制的《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方案》确定的精简调整原则是：大力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压缩普通兵员，淘汰陈旧装备；有些部队实行简编，保留技术骨干和技术装备；保持一定数量的齐装满员部队，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的建设。《方案》规定，全军总人数精简26.2%。其中：陆军步兵部队精简27.3%，保留技术骨干，减少普通兵员；海军精简17%，调整基地、舰艇、高炮和航空兵部队的编制体制；空军精简16.4%，主要精简机关，调整军区空军和航空兵部队编制体制。各军区及其直属单位精简38%。总部及其直属单位精简16.6%。从1975年第四季度开始到1976年，各军区、军兵种、军事院校按新编制陆续进行整编。经过整编，陆军步兵总人数减少了46．4万人，特种兵得到加强，陆军军增编坦克团，将高射炮营扩编为团，使陆军部队的反坦克和防空能力有所增强。海军和空军也分别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精简整编。1976年全军总人数比上年减少13．6％。这次的精简整编任务，由于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未能按时全面完成，但是整顿军队和精简整编的方针原则，为新时期重新展开更大规模的精简整编提供了经验。

　　落实干部政策是军队整顿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从1970年到1974年，五年间仅复查结案20％多一点。照这样的进展，要到1994年才能全部完成。军队的整顿工作，为落实干部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军队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和广大政治工作者，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到1975年11月，已复查结案的达到87％，解放了一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对抵制“四人帮”妄图搞乱军队、篡夺军权的阴谋，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要准备打仗

　　在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为贯彻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指示，首次提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据此，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迅速作出部署，坚决扭转军队“只搞文不搞武”的局面，掀起了军事训练热潮，训练规模和水平有很大提高。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成立了以副总参谋长李达为召集人，副总参谋长何正文、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总后勤部部长张震和副部长李元参加的总部训练小组，以加强训练工作的领导。全军部队严格落实总参谋部规定的训练任务，各级干部再次理直气壮地抓紧军事训练。各部队在强化专业技术训练的基础上，加强了战斗技术、战术合练和使用新式武器装备的训练。至1975年11月底，全军已集训师以上干部2000余人，营团干部和参谋人员近30000人；野战部队基层干部的指挥训练己轮训85％；已经进行或正准备进行的师、团规模的演习共90次，较1974年增加近30％。特别是工程兵组织5个舟桥团，在湖北鄂城进行了首次架设长江浮桥的合练演习，同时进行了漕渡训练。这次演练，提高了我军克服大江大河障碍的能力，积累了工程兵部队与步兵、炮兵、装甲兵等兵种的协同训练与遂行战斗任务的经验。海军舰艇部队加强了锚泊、转移海区、远航和实际使用武器的训练，舰炮射击、导弹发射和施放鱼雷的命中率较往年都有提高。空军歼击机空战训练比1974年增加了30％，空靶射击训练增加5倍，有50％的歼击机飞行员达到了两种气象条件下的作战水平。战略导弹部队加强了实际综合操作和点火训练，并组织了导弹发射演习。炮兵、装甲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等其他兵种部队都结合各自的特点加强了训练工作。

　　武器装备是军队战斗力的物质基础。邓小平和叶剑英在主持军队整顿时，高度重视改善我军武器装备。邓小平强调装备建设“要有规划”，“科研要走在前面”，“坚持质量第一”。他还强调装备体制必须高度集中统一，解决好我军武器装备长期存在的“杂货摊子”问题。1975年11月，我国用“长征2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卫星完成科学试验任务后，按预定计划安全返回陆地，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经过整顿，全军部队的精神面貌明显改观，战斗力大为增强。在人民群众处于危难之际，人民解放军及时出动，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全力支援。1975年至1976年，我国自然灾害频繁。1975年8月，河南中部发生特大水灾。我陆海空军部队立即奉命派出大批人员前往抢险救灾，仅武汉军区就出动了5个建制师、13个团，组织了68个医疗队。他们与灾区人民团结奋战，抢救和转移群众27．5万余人，抢救牲畜3100万头，抢出粮食1500万斤。1975年2月，辽宁省营口、海城地区发生7．3级强烈地震；1976年，云南龙陵、河北唐山、四川松潘等地又先后发生强烈地震。在历次地震灾害发生时，我军指战员总是第一批赶到灾区，冒着余震的危险，全力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精心安排群众生活，努力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人民解放军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壮丽凯歌，涌现出了“营口抗震救灾爱民模范连”、“唐山抗震救灾模范红二连”、“松潘抗震救灾模范连”等一大批英雄集体和个人。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恨之入骨，他们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向毛泽东传递歪曲性和挑拨性的情况反映。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难以容忍邓小平否定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11月20日，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要求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伴随着1975年初冬的风雪，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断了整顿的进程。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止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同时决定停止学习和贯彻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但是，这场整顿强烈地冲击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促使更多的人从“左”倾错误的迷雾中醒悟过来，有力地加速了这场全局性的内乱走向终结的进程。

　　来源：《文图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聚焦》，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