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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年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
发布时间: 2009-09-14    作者:袁德金 施恒骁    来源:《军事历史》2009年第4期 2009-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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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坚持中国特色,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的关键

  新中国60年,党在军事指导理论创新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国特色,走自己的路,保证了军事指导理论创新的正确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从理论上对军队现代化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初,为尽快地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现代化军队,他曾提出向苏联军队学习,走苏军的发展道路。这种学习,虽然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苏军模式的一些弊病,也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为消除苏军模式的一些弊病带来的不利影响,毛泽东提出了军队建设要走“以我为主”的道路。虽然方向正确了,但却对“以我为主”作了片面的理解,把“以我为主”看成只是照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争年代的传统建军模式,走上了“自我封闭”的道路。结果不仅没有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反而迟滞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事实说明,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能不能走自己的路,怎样走自己的路,既关系到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能否坚持正确的方向,又关系到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能否成功。新时期以来,党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较好地解决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怎样保持中国特色,走自己的路的问题。首先,正确认识自己的国情军情,从具体的国情军情出发。新时期,党把中国的基本国情科学地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并认为这一阶段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在此基础上,又非常冷静地对军队的客观现实进行了准确的判断。邓小平指出,从总体上看,军队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部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后来,江泽民又指出,军队总体上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阶段,信息化建设刚刚起步,军队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战争要求不相适应。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强调,军队现代化建设处在机械化任务尚未完成、同时又面临信息化任务的特殊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的要求还不相适应。由于党对中国国情军情有了准确的认识,并把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始终建立在具体的国情军情之上,从而保证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的正确方向。其次,立足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现有物质条件。任何理论创新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基础,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个现实和严重的困境,就是物质基础的薄弱,不具备发达国家军队所具有的经济、科学技术等优厚的物质条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更为艰难。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只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才能真正保持中国特色,走自己的道路。其三,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外军事理论创新的经验教训。任何理论创新都有其客观规律,世界各国军事理论都有其长处和合理的成分,特别是中国的军队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晚,同世界发达国家军队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只有借鉴外军理论的合理成分,才能加快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的步伐。但是,由于各国军队的性质不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在借鉴外军理论时要有所选择,即使吸收外军理论中的一些合理成分,也要从自己的国情军情的实际出发,结合自己的特点,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军情的理论,才能既适应世界军事理论发展新趋势,又符合中国军队发展的自身要求,在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中实现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

  三、注重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军事实践与军事理论是构成军事领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军事实践既是军事理论的来源,又是推动军事理论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新中国60年的实践说明,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不能从观念的东西出发,而应从军事实践出发。离开了军事实践这一基础,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就失去了动力和源泉。

  从军事实践出发创新党的军事指导理论,重要的就是要注重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理论创新从来都不是理论家苦思冥想的结果,也不是空想家突发奇想的过程。只有面对现实,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突破口,以现实需求驱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牵引现实需求,循环往复,螺旋上升,才能不断在现实需求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创新。新中国60年,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始终围绕着在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中进行的。毛泽东通过回答和解决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推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如何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成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必须回答的问题。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些问题,果断地实现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计划分步骤地实现军队的现代化,为打赢反侵略战争做好长期准备,从而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把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新的国内外环境,如何打赢未来的高技术战争,如何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成为军队建设必须解决好的两个历史性课题。围绕着解决好这两个历史性课题,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创造性地提出适应新的时代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军事斗争准备思想,使党的军事指导理论获得新的发展。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提高履行新的历史使命的能力,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以推动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如何进一步深化军队改革以适应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要求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胡锦涛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集中精力研究和解决了这些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使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到新阶段和新境界。

  历史表明,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是以党所面临的现实军事斗争任务为中心,是在回答和解决军事斗争实践和军队建设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是在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前人不曾遇到或解决的现实问题时,得出新的结论而实现的。相反,如果不能解决军事实践中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或者超越现实的需求,空谈一些新名词、新概念,这并不是真正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因此,看是不是真正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关键就是要看军事实践,要看其是否能真正解决军事实践中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只有这样,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功效。

  四、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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