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化建设重启阶段(1978～198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果断作出整顿军队、加强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决策。1981 年9 月， 邓小平在华北地区军事演习阅兵式上， 明确提出“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总任务。由此， 上世纪50年代后期遭批判、“文革”中遭严重破坏的正规化建设得以重新启动。

重启正规化建设， 当时面临诸多思想障碍。把正规化与革命化对立起来、把现代化与正规化等同起来以及把正规化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混淆起来的模糊认识在军内影响很大。不少人怕抓正规化建设被戴上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帽子。

还有的认为： 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还不高，只有等到赶上发达国家的时候才能搞正规化。为了破除思想障碍， 中央军委重申毛泽东“五统四性”的思想， 并强调： “从军队自身来讲， 最大量最经常的工作， 就是要加强正规化建设。”① 而华北地区军事演习和阅兵对正规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的彰显， 特别是邓小平将正规化作为军队建设总目标之一的明确要求， 对统一全军思想、消除各种顾虑起了关键性作用。

重启正规化建设措施之一是恢复了1975 年军队整顿的基本政策。针对军队“肿、散、骄、奢、惰”的状态， 重在解决军队建设上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一是“消肿”。“我们军队成堆的问题”，“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这才是最根本的”， ② 干部太多、机关太大， 这是“一种病态”， ③ 必须精简整编。二是干部年轻化。“军队有个特点， 就是要壮， 壮就得年轻”， 因此“军队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干部老化。① 三是教育训练要“上轨道”。②为此， 根据邓小平靠法制解决问题的思想， 1978年初开始， 先后{通过或颁行《关于兵役制度问题的决定》、《干部服役条例》、《兵役法》、《关于军队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经过院校培训提拔干部的规定》等法规制度， 还下达了《军队制度改革精简整编方案》， 提出了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等4项原则。在重启军队正规化建设阶段， 中共中央对战争危险的估计仍很严重。叶剑英在1980年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上指出： “一九八五年是很动荡的年月。我们要用最大的努力争取五年左右的时间， 完成战备工作。”③ 此前邓小平也明确表示：“战争可能延缓爆发， 可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 我们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 建设“要抢时间”。④ 因而军队建设特别是正规化建设带有明显的临战应急性。为了避免影响战备， 这一时期正规化建设整体推进较缓、系统性较差， 部队未能真正把精力集中起来。对此， 1984 年底，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 “诚惶诚恐的”， “不可能安心搞建设， 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 也不可能确定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⑤

正规化建设全面展开阶段(1985～1993)

1985年6月中央军委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施战略性转变， 为军队改革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客观环境。人民军队从容筹划并推进以百万大裁军为龙头的各项改革工作。伴随着军队改革， 正规化建设全面展开。

前一阶段萌发的诸多构想规划， 这一阶段经充实细化后， 开始付诸实践。同时， 新计划新举措又不断推出。其中， 百万大裁军、大军区合并、陆军集团军体制确立、新军衔制实施、三大共同条令修订与颁布、首部警备勤务暂行条令颁布，重新确定解放军军歌、《军用主题词表》推出等等， 都是这一阶段正规化建设的重大工程和亮点工程。其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影响之深、推进速度之快， 前所未有。

在推动重大工程、建立重要制度的同时， 这一阶段正规化建设日益关注军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当时， 军队建设正面临着三个方面严峻考验， 即“和平演变”斗争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和平环境的考验。为了确保军队经受住考验， 中央军委和总部开始加大建立和落实政治工作、管理训练方面制度规范的力度。1987 年，先是三总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管理教育的指示》，接着全军基层政治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了《新时期连队党支部建设纲要》等制度的落实。1989 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强调：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必须坚持一系列根本制度。1990年，《军事训练条例》颁发， 三总部随即联合发出《关于学习和贯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的通知》， 要求全军抓好落实， 克服训练工作中的随意性。⑥ 同年底， 总参谋部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要求把军事训练和管理作为提高与巩固部队战斗力的基本途径， 作为正规化建设的基本内容。⑦随着实践发展， 正规化建设指导思想也不断丰富。1986年， 中央军委提出“全面建立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正常秩序”的思想， ⑧对正规化提出了形象具体{的外在要求。1989年，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强调： “一定要在全国人民面前保持遵纪守法、军容严整、作风过硬的良好形象， 不仅要成为威武之师， 而且要成为文明之师， ”⑨ 明确提出将正规化建设与军队形象建设联系起来。1990年， 江泽民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使军队建设总目标总方针在实际工作中得以具体化和规范化， 也使“三化”建设有了检验的尺度。

与此同时， 依法治军逐渐成为正规化建设核心理念。1986年， 中央军委提出： “正规化建设包括多方面的内容， 最根本的是， 健全条令条例，建立规章制度， 完善军事法规， 并教育全体军人严格遵守， 实现行动规范化、管理科学化。”① 从这一年起， 全军进行了两次为期五年的普法教育。

1987年， 三总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管理教育的指示》， 重申1986年提出的正规化建设要求。② 随着依法治军理念不断被强化， 1991 年， 中央军委制定“八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 进一步提出： 全军要继续以正规化建设为重点， 坚定不移地贯彻依法治军的方针。③ 这样， 在从严治军方针基础上， 又确立起依法治军方针。

经过这一阶段建设和发展， 人民军队正规化程度全面提高。1993年， 中央军委领导明确表示：人民军队建设已“走上了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④ 当然，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施战略性转变后， 由于国家经济实力薄弱， 从服从服务经济建设大局出发， 军队不仅投入不少精力支援经济建设， 还要参与经济活动以弥补军费不足。因此，这一阶段正规化建设总体上比较局促， 偏重于软件和精神方面； 受硬件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许多制度规范落实不够， 即使落实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一阶段军内暴露的“谁训练谁受穷”的问题， 流行的“一抓钱、二安全、剩余时间搞训练”的说法等等， ⑤ 反映了正规化建设所处的尴尬局面。此外， 相对国家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一阶段正规化建设明显滞后， 不少方面还处于无章可循的状况。同时， 在通过改革推进正规化建设过程中， 科学决策还不够， 正如江泽民后来总结的： “我们以往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也有不成功的教训。有些方面之所以改来改去而效果老是不明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论证不够， 或者改革方向没有错，但配套工作没有跟上去。”⑥

正规化建设提高和转变阶段(1993～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