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级别与军衔

　　1952年11月，总干部部（总干部管理部1952年7月改称）拟定了实行军衔制度的初步计划，设置了军衔等级－－元帅、将官、校官、尉官、军士、士兵，共6等20级，其中将官设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四级。1953年1月，军委颁发《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指出"拟于今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 （后因故推迟）；当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设置将官等级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四级。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军衔指示》，指出以军队级别为主要依据，参照编制军衔确定军官军衔；2月，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服役条例》，规定了授予军官军衔的条件；5月，国防部颁布《编制军衔》。人民解放军官兵遵此评定军衔。

　　《军衔指示》规定，"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服役条例》规定的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的服务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等授予条例同样适用于上将军衔；《编制军衔》规定，兵团司令员的基准职务军衔为上将，兵团副司令员的军衔亦可为上将。由此可见，上将军衔所对应的军队级别是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基准级别是正兵团级。1952年评定军队级别时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或与之相当职务者）被评为正兵团级、副兵团级者，1955年评衔时，符合上将军衔的评定标准。

　　二、1955年9月授予了55名上将

　　不管评定军衔的标准、过程如何，1955年9月，55名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度的第一批上将。

　　由于《军衔指示》、《服役条例》强调授衔是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政治品德、资历、功绩是授衔的重要条件，因此，授予上将军衔（其他军衔亦然），除以军队级别作为主要依据外，还要考虑诸如革命经历的历史渊源、政治表现、战功、资历等因素，以及某些特殊情况，某种特殊人物，综合衡量，整体协调。55名上将就是这样性质的评衔、授衔的一项最终成果。时至今日，有关55名上将的资料、统计数字愈来愈清晰，人们可以从不同侧面，不厌其详地端量他们了。

　　1、上将人数（55人），占1955年9月授衔将官人数（1038人）的5.3%。

　　2、将官中的大将、中将、少将的军队级别除兵团级外，还有其他等级（大军区级、军级、师级），唯有上将的军队级别仅有兵团级一个等级。其中正兵团级33名，占上将人数的60％，占正兵团级人数的91.6％；副兵团级19名，占上将人数的34.6％，占副兵团级人数的45.2%；准兵团级1名，占上将人数的1.8％，占准兵团级人数的1.75％；无军队级别者2名，占上将人数的3.6％。正兵团级的大多数（91.6％）授上将军衔，但只占上将人数的60％（三分之二弱），并非大多数上将的军队级别是正兵团级；副兵团级的近半数45.2％亦授上将军衔，占上将人数的34.6％（三分之一强），并非个别的副兵团级者授上将军衔。

　　3、革命经历的历史渊源－－原红一方面军干部30名，占54.5％；原红二方面军干部5名，占9.1％；原红四方面军干部9名，占16.4%;原红25军干部2名，占3.6％；原南方游击区干部3名，占5.5％；原西北红军干部1名，占1.8％；起义将领3名，占5.5％；其他方面2名，占3.6％。

　　4、中共第7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5人：张宗逊、王震、吕正操、宋任穷、乌兰夫。

　　5、按照《军衔指示》、《服役条例》、《编制军衔》的授衔条件、标准，有的人本应授予上将军衔，却授予了其他军衔；有的人拟应授予其他军衔，却授予了上将军衔；有的人无军队级别授予上将军衔；有的人有军队级别且评军衔终未授衔。成为与上将军衔有关联的特殊人物－－

　　　　 王树声，正兵团级，大将；

　　　　 许光达，正兵团级，大将；

　　　　 徐立清，唯一一名正兵团级中将；

　　　　 贺晋年，唯一一名副兵团级少将；

　　　　 贺炳炎，唯一一名准兵团级上将；

　　　　 乌兰夫，无军队级别，授上将军衔；

　　　　 闫红彦，无军队级别，授上将军衔；

　　　　 李聚奎，原评军队级别、军衔，当时未授，后至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新时期以来,中国军队改革如果从1975年军队整顿算起,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在这一时期,中国军队改革按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大体经历了大胆改革试验、真正起步、全面展开、整体推进、科学发展5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两项最为重要的成果：一是实践上,探寻并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精兵之路；二是理论上,形成了新时期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军队建设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