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此为标志,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也开启了中国军队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军队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苦探索中不断前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回顾其光辉历程,概括其主要成果,总结其基本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伟大历程

　　应该说,新时期中国军队改革的起点是1975年的军队整顿。邓小平曾这样说过,改革也在1975年试验过一段时间,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自1975年以来,按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国军队改革大体经历了大胆试验、真正起步、全面展开、整体推进、科学发展5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胆试验阶段(1975年～1978年11月)　　新时期中国军队改革的动因在于林彪、“四人帮”对军队的干扰破坏以及“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对军队的影响,致使军队陷入了不能打仗的困境。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对军队的破坏和影响至深,如不认真清理,将直接影响军队的全面备战。他明确提出“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的思想。从1972年开始,在叶剑英领导下,军队为纠正林彪的破坏和影响,进行了艰巨的清理整顿工作。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当时,军队十分混乱,臃肿不堪,派性严重,不讲团结,纪律很差,很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陷入了不能打仗的困境。为把军队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拨乱反正,恢复军队的优良传统,邓小平顶着巨大的压力,发出“军队要整顿”的号令。同年1月25日,他在总参谋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根据邓小平指示,中央军委成立了由杨成武等8位副总参谋长组成的军队整编领导小组,具体领导军队整顿工作,并拟制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体制编制的方案》。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军队要整顿”是军委工作的第一件事,是军队工作的纲。军队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五个字：肿、散、骄、奢、惰。”军队要整顿,就是整这5个字。9月,中央军委批准了总参谋部《压缩军队定额,调整体制编制方案》,军队精简整编工作在全军展开,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是,在“四人帮”的极力干扰破坏下,1976年4月,邓小平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再次被打倒,军队正在进行的各项整顿工作被迫停止。“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随后,军队整顿继续进行。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8月23日,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提出了进一步进行军队整顿的问题,指出：“军队目前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很多同志担心,军队能不能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还有同志担心,军队经过林彪、‘四人帮’这样久的破坏,如果不很快整顿,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这些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1]55因此,他提出了“军队怎样整顿,怎样准备打仗,怎样把军队搞好”的问题。1978年1月18日,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方案》,明确要求军队继续贯彻执行1975年确定的精简整编方针、原则和措施,进行体制编制调整。4月27日至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要求军队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1]116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军队改革的任务主要是拨乱反正,恢复军队的优良传统,消除林彪、“四人帮”对军队的干扰破坏和严重影响,使军队建设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从而为进入新时期军队改革做好了准备,打牢了基础。

　　第二阶段：真正起步阶段(1978年12月～1984年)　　1978年底至1979年初,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对国家和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后的军队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应继续贯彻执行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和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体制编制调整和改革。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说：军队工作中心“怎么转移?军队不是要搞什么新的章程。一九七五年的那两个讲话,我看还是正确的,现在用得上的。有些问题比那个时候更复杂、更加重了。前年底军委全体会议制定的方针、方法,去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今天看,无论如何是正确的,问题是都还没有真正扎扎实实地做。现在需要的是我们各军兵种、各军区扎扎实实抓一下。我们所谓转移,就是按照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特别是前年底军的委全体会议、去年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地做,没有别的新章程。”[1]146-147并说：“我们军队成堆的问题,真正说到底,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而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才是最根本的。”[1]144这次会议结束后,军队的工作重点逐步实现转移,开始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军队改革也真正开始迈开步伐,在进一步精简整编、压缩军队规模的基础上,开始提出把“消肿”与体制编制调整和改革结合起来。1980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一致认为,现在军队的体制编制,不适应现代作战要求,必须进行改革。但因问题复杂,需要进行慎重研究,确定第一步先把数量减下来,第二步再研究体制。8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实施《关于军队精简整编方案》,提出这次精简整编的原则是：精简机关,压缩军队定额,减少保障部队和非战斗人员。可见,这一次军队精简整编的主要目的还是在“消肿”,压缩军队规模,在体制编制改革方面动作不大。随着军队改革的发展,中央军委认识到,要“消肿”,不改革军队的体制编制不行。邓小平指出：“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1]171从当时军队体制编制存在的问题来看,主要表现在：一是军队编成过于庞杂。没有很好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原则,还是战争时期的办法,什么都由军队自已包下来,把军队搞成一个小社会。包袱重,不能集中精力抓军队建设。二是领导指挥和管理体制过于分散,还是过去单一兵种的一套管理办法,各军兵种、各系统、各级单位,都是自己搞一套,“大而全”、“小而全”,造成机构重叠,机关臃肿,浪费人力物力,不便统一领导指挥、统一管理和统一组织保障。三是分工不清,职责不明。四是合成军的编组技术兵种比重小,没有从编制上解决合成问题,不适应诸兵种协同作战要求。根据这种情况,1982年7月,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着重研究军队体制编制改革问题,明确提出军队体制编制改革、精简整编的原则是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并确定军队体制编制改革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军队的整体组织结构,二是领导、指挥关系,三是各级职权的划分,四是部队的编组。9月,中央军委批准下发《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明确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方针和原则。据此,军队体制编制开始调整和改革。1984年2月,根据邓小平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总参谋部开始研究军队进一步改革体制的问题,9月提出初步方案。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提出,军队要“进一步裁减,减少一百万人”[1]266-267。这一阶段的军队改革,可以说是前一阶段的延续。但军队工作中心实现了重大转移,即随着国家和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军队工作中心开始转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在此基础上,军队开始进行以“消肿”为重点的改革,并开始提出要把”消肿”同调整改革军队编制体制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