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施人才战略工程，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为实现军队建设的目标和为军事斗争做准备，急需培养新型高素质的军事人才队伍。2003年9月，中央军委颁发了《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规划着眼于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需要，明确提出新世纪新阶段人民解放军在培养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队伍工作中，重点是建设好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的“五支队伍”：一是建设一支具有战略眼光、能够敏锐洞察和准确把握世界军事发展趋势、能够完成军队建设任务和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掌握信息化军队建设理论和信息化战争指挥理论、熟悉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理论和本部队主战装备及指挥系统的新型高素质指挥军官队伍；二是建设一支具有全面过硬的军事素质，善于对信息化军队建设和信息化作战问题出主意、拿办法，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修养的新型高素质参谋队伍；三是建设一支懂当代高科技，能够站在世界高科技发展前沿，组织谋划武器装备创新发展和组织关键武器装备技术攻关的新型高素质科学家队伍；四是建设一支精通高新武器装备性能，能够迅速排除高新武器装备各种故障，解决军队高新武器装备复杂技术难题，独立完成重要技术保障任务的新型高素质技术专家队伍；五是建设一支具备专业技术基础知识，能够熟练掌握和正确操作高技术武器装备，在训练和作战第一线直接操纵主战装备的新型高素质士官队伍。为确保各项目标落到实处，规划提出实施人才战略工程分两步走：第一步，2010年前主要是打好基础、理顺关系，力争使人才队伍状况明显改观；第二步，2020年前主要是加快发展、整体推进，实现人才建设大的进步。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台的第一个人才建设的宏观发展规划。［4］

　　自从实施新的士官制度以后，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士官队伍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05年1月，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颁发《关于加强士官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从运行机制和政策法规上保证了士官队伍建设的持续发展。意见包括6个方面的内容：要切实把士官队伍建设摆到人才强军的战略地位；完善选取制度，从源头上保证士官队伍质量；全面提高士官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充分发挥士官人才队伍的骨干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确保士官人才队伍政治合格；完善管理机制，充分调动士官人才队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还相继颁发了《士官学员招生工作实施办法》、《士官管理规定》、《士官学员毕业分配工作规定》、《士官探亲休假规定》等，修改完善了《全军士官编制标准》，深化和完善了士官制度改革。［5］

　　为配合人才队伍建设，奖励制度也逐步健全。2006年3月27日，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联合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人才奖励规定》，对此前实行的军队专业技术人才的主要奖项进行了规范，扩大了奖励名额，提高了奖金数额。［6］9月，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联合下发通知，确定设立和实施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参谋人才奖，每年表彰一批优秀指挥军官和参谋。［7］

　　实施人才强军战略，既要解决好军队需要的优秀人才的来源问题，又要同时解决好人才进入部队后的长期使用和保留问题；既要吸引军队内高层次人才，又要吸引地方高层次人才以多种形式为军队建设提供智力支持。2007年8月，中央军委向全军下发《军队吸引保留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规定》，从“引进和利用社会人才资源”、“完善管理使用办法”、“健全激励机制”和“加强组织保障”4个方面进行了规定，首次在军队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中建立院士顾问制度；首次设立首席专家岗位；首次设立作战部队技术专家人才荣誉章制度；首次建立选拔社会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到部队服军官预备役制度；首次实行军队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学术休假制度和疗养制度。［8］

　　为了培养和造就能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人民解放军继续深入推进人才战略工程。2010年6月，中央军委颁布《军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立了以能力转型为核心的人才发展战略，提出了2020年前人才发展的目标体系和战略举措，建立健全了人才发展战略管理和效益评估机制。

　　四、开展战法研究，加强联合作战训练

　　20世纪80年代，中央军委针对诸军兵种指挥员合同作战意识薄弱、部队合同作战能力低的问题，决定实行部队训练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合同作战为中心，按照单兵、分队、合同战术三个层次，逐级训练，逐级合成，逐级形成战斗力。改革的重点是在全军层面上规范统一单兵、分队和合同战术训练。到20世纪末，各大军区、军兵种均建成了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基本实现了战场仿真、模拟敌军、作战能力评估、综合保障数字化。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以“实战化训练”为标准，组织官兵训练和考评，组织诸军兵种合同战术训练演习。军队院校则成立了院校协作中心，以“加强协作区内院校、部队和科学研究机构等单位之间的教育和训练协作”。［9］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局部战争越来越凸显出一体化联合作战的特点，信息主导、体系对抗、多维一体、联合作战等特征越来越明显，战争胜负主要取决于交战双方参战力量“联”的能力。世界局部战争呈现出的新特点要求我军的军事训练必须由单一层次到多个层次、由单一军（兵）种到诸军兵种、由“单一型”向“联合型”转变，确保部队逐级训练、逐级合成，直至形成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1999年1月，中央军委首次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战役纲要》，标志着联合作战理论和实践进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2001年8月，第七代《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颁布，首次把联合训练纳入军事训练“母法”体系，总结开展联合训练的经验，借鉴世界主要国家军队的一些做法，从宏观上对联合训练的对象、任务、组织与实施做出了原则规定，为全军开展联合训练提供了基本规范。

　　2002年12月27日，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联合作战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未来将发展成为各军兵种部队一体化的联合作战。”过去，诸军兵种之间在作战和训练上主要强调的是支援和协同关系，联合作战和联合训练的实践少，联合作战理论的研究也很不够，“现在看来还要大大加强对诸军兵种联合作战问题的研究，以推动我军联合作战理论和实践的发展。”［10］一体化联合作战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借鉴外军经验，在思考和设计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道路的问题时在作战形式上做出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既不同于人民解放军某一军种内部的兵种为主实施的合同作战，也有别于以往诸军兵种松散协同的协同性联合作战，其实质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渗透性、联通性和融合性，实现诸军兵种力量单元、作战体系诸要素的综合集成，以及信息的实时互联互通与共享，形成一体化的作战体系，达成作战行动的高度协调与作战结果的精确高效。一体化联合作战思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指明了新的方向，改变了单一军兵种自我封闭的训练状态，树立了开放训练、系统集成、整体提高的联合训练观念，实现了由有限环节联合向全方位、全过程联合训练转变，由单一军（兵）种联合向诸军（兵）种联合训练的转变。

　　2006年6月，全军军事训练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出台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新世纪新阶段军事训练决定》和四总部贯彻落实意见，进一步强调了军事训练的战略地位；着眼于促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和部队建设转型，进一步规划了军事训练的目标任务；着眼于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军事训练，进一步明确了军事训练的整合功能；着眼于人民解放军履行“三个提供一个发挥”（即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拓展了军事训练的基本内涵；着眼于扎实做好现实军事斗争准备，进一步强调了以练为战的问题。全军军事训练会议之后，一体化联合作战训练深入扎实地开展起来。

　　2006年10月，陆军、海军、空军、二炮、武警、科研试验部队、预备役部队开始对《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进行修订，2009年1月1日，新大纲颁布，在5个方面实现了突破：在适应多样化军事任务上，重点充实以应急作战为重点的战争行动训练内容，拓展非战争行动训练内容；在适应官兵知识能力新要求上，主要是结合官兵的能力素质需求，系统设计各类岗位人员的训练内容；在适应联合作战要求上，使联战联训进入各军兵种、各专业、各层次的训练之中；在适应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上，全面加大训练内容的信息技术含量；在适应信息化战场环境上，加强复杂电磁环境下训练，从内容、条件、方法、标准和考评等方面进行充实和规范。与此同时，全军在以往协作训练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充实完善了《军事训练区域协作暂行规定》、《联合战斗训练纲目》，为区域协作训练提供了基本依据和制度保证。

　　2002年成立的由陆军集团军牵头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训练协作区，是适应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有效组训机制与形式。至2010年年底，经过不断完善，每一个战区至少建立了一个军事训练协作区。它按照训战一致、主动协调、优势互补、共同提高的原则，组织实施联合作战理论研究、联合训练内容体系构建、联合训练纲目和指导法试行、联合作战实兵演习、复杂电磁环境下作战训练。各协作区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充分发挥协作区军兵种力量集中、部队驻地相邻的优势，紧密结合使命任务，统筹安排一体化联合作战训练课题，积极主动地组织实施区域协作训练；把培养人才作为区域协作训练的重要任务，加大人才培养与交流的力度，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充分发挥协作区的育人功能，在培养复合型人才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各协作区构建扩展联合训练平台，加强虚拟平台和训练基地建设，发挥网络模拟训练对联合训练的整合作用；探索适应一体化联合作战需要的联合训练、作战要素集成训练和不同层次训练的方法；把基地训练作为组织部队实兵演习、考核和检验新装备作战效能的重要实践平台，把模拟训练作为信息化武器装备操作训练和作战指挥训练的重要环节，把网络训练作为部队训练和院校教学的重要形式。就总体而言，虽然目前协作区联合训练的水平还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但是随着部队联合训练大纲的颁布施行、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力度的加大、联合训练体制调整工作的启动，协作区为一体化联合作战训练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联合基础训练、联合专项训练、联合指挥训练和联合实兵演习上，不断创新训练内容。全军以科学有序的宏观调控为重点，进行军兵种训练整合与资源优化，创造陆海空军“联训”的条件，提高了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突出指挥机关一体联动，确立了联合训练的体系结构、技术支撑、训练方式和保障模式，以作战指挥集成训练为重点，产生了此前数次训练改革未曾有过的效果。

　　南京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各自设有一支独立的“蓝军”部队，三者的战术侧重点有所不同。“蓝军”官兵的实战经验与文化素质都在平均水准以上，对于信息化装备的掌握程度也更出色。随着技术的进步，诸如空包弹、发烟手雷乃至激光模拟系统的广泛运用在“红蓝对抗”中已是越来越常见，几乎所有陆军部队都要定期前往各大合成训练基地进行实兵对抗演习。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部队还与俄罗斯、印度、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加蓬、蒙古、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秘鲁等国军队共同实施了联演联训。2007年中外军队联演联训6次，2008年2次，2009年6次，2010年11次。［11］以“战略级磋商、战役级筹划、战术级实兵行动”为主要特征的联演联训模式，开拓了中外双边和多边联演联训的新领域，提高了中外军事务实合作水平，适应国家之间进行有效安全合作的客观需要，增强了中国与有关各国的安全互信，成为中国打造安全稳定环境的一条重要途径。

　　［ 参 引 文 献 ］

　　［1］王文杰：《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我军再裁减员额20万》，《解放军报》2003年9月2日。

　　［2］苏若舟、耿建国：《我军如期完成裁减员额20万任务》，《解放军报》2006年1月9日。

　　［3］秦宜学等：《数字化战场》，国防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4］《中央军委颁发〈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解放军报》2003年9月8日。

　　［5］杨养申、苏若舟：《关于加强士官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解放军报》2005年1月25日。

　　［6］《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人才奖励规定》，《解放军报》2006年3月27日。

　　［7］《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和参谋人才奖设立》，《解放军报》2006年9月6日。

　　［8］《中央军委印发〈军队吸引保留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规定〉》，《解放军报》2007年8月3日。

　　［9］《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教育条例》，《解放军报》2000年3月1日。

　　［10］《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5页。

　　［11］《2008年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2009年1月21日；《2010年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2011年4月1日。

　　［责任编辑：郑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