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历来为中国领土。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军不断在边界挑起事端，1964年10月至1969年2月，苏军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各种边境事件达4180余起。1967年后，苏军开始入侵珍宝岛，制造流血事件，打死打伤中国官兵多人，并抓捕中国渔民。
1969年3月2日和15日，大批苏军两次入侵珍宝岛，中国边防军对入侵苏军进行了顽强反击，保卫了祖国领土，这就是著名的“珍宝岛事件”。当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10月，中苏边境谈判在北京恢复。
“珍宝岛事件”发生前，中苏边防部队很友好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已经过去40年了，《洛阳晚报》还能记得我们这些老兵，让我非常感动！”7日，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退休干部、71岁的杨学忠来到本报编辑部，十分激动地说。
1956年，杨学忠光荣入伍，在朝鲜“三八线”执行守备任务，1958年回到沈阳军区，在边防军某部“红一连”服役。熟悉“珍宝岛事件”的朋友，大多都知道“红一连”，该连是珍宝岛中方主要参战部队，荣立“集体一等功”。1969年，杨学忠是“红一连”指导员，“珍宝岛事件”前后，由于连长外出“支左”，杨学忠负责“红一连”的作战指挥。
杨学忠说，1964年以前，新中国军队在中苏边界线根本不设防。用战士们的话说，与“老大哥”（指苏联）接壤最美了，“背靠沙发”，既舒服又安逸，根本不用担心。
后来，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分歧，矛盾日益升级。1964年，中苏两国相继在边境地区设立哨卡，边防军开始巡逻，双方不断出现摩擦。1968年3月，“红一连”进驻乌苏里江南岸的饶河边防站，珍宝岛就在该连防区。
杨学忠说，1968年，两国巡逻兵虽有摩擦，但仍保持友谊，见面偶尔互赠礼品。“红一连”向苏军赠送毛主席像章、香烟和香肠，苏军向我战士赠送列宁像章、画报和黑面包。
根据国际惯例，中苏边界以乌苏里江主航道为界，珍宝岛、七里沁岛均在主航道以南，当然属我国领土。苏军却频频侵入两岛挑衅，矛盾随之激化。
摩擦加剧，双方用棍子、枪托“交火”
1968年下半年，由于苏军频频侵入我方领土珍宝岛和七里沁岛，殴打我渔民,驱赶我边防哨兵，摩擦越来越激烈。
杨学忠说，珍宝岛面积小，没有常住居民；七里沁岛较大，住了不少渔民。苏军常出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横冲直撞，驱赶、撞伤我国渔民。我渔民捕鱼时，苏军常出动直升飞机，飞到渔民头顶，卷起积雪、灰土，故意捣乱。
苏军海洛夫卡边防站少尉伊万最嚣张，他长得高大威猛、胡子拉碴，骠悍好斗，常指挥装甲车撞伤我方渔民和战士，毒打我方战士，臭名昭著。由于“骚扰有功”，他很快被提拔为上尉。1968年，伊万制造摩擦时，惹恼了中方渔民，大伙儿一拥而上，将伊万的左腿打折。从此，“瘸子上尉”成了中国人对伊万的称呼。
为保护渔民，杨学忠率领“红一连”战士热天骑马，冷天滑雪橇，加强七里沁岛的巡逻。一旦看到苏军装甲车撞伤我方渔民，战士们就用木棍将装甲车的车灯砸坏，或者在装甲车上贴上写有“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字样的标语。
当时，我军想把苏军赶走，苏军也想把我巡逻队赶走，双方谁也不肯让步。闹僵了，双方士兵膀子扛膀子，凭体力相互驱赶，或者用棒子、枪托打架，但谁也不敢开枪。肢体冲突中，双方各有优势：苏军士兵身高力大，一旦被他们抱住，我军战士在肢体冲突中会吃亏；我方战士虽然个子小，但行动灵活，一旦使出“扫堂腿”或“踢裆”，对方就得倒地惨叫。总体来说，由于苏军拥有装甲车、坦克和直升机，装备好，在冲突中稍占上风。七里沁岛、珍宝岛等地3名渔民就被装甲车轧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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