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题转移导致国际安全机制的成长

　  军事技术发展导致安全领域国家间的权力转移，权力转移又导致“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国际关系中“敌我阵线”模糊等因素进一步增强了国际安全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另外，冷战结束对国际安全机制来说，意味着国际体系内的结构性张力有所减弱，可以获得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际安全机制进入了一个新的深化和扩展阶段。

　　（一）相互依存中加强的共同利益在冷战后的国际安全领域并不存在绝对的利益冲突，国家间的竞争也并不是完全的“零和博弈”。国家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共同的安全利益，因而能通过国家间的合作实现共同安全利益，这构成了国际安全机制成长、维护的一个重要前提。目前，国际间集中了美、欧、俄、日、中5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战略力量，冷战后它们在维持全球稳定与和平、避免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这种“共同排斥”（common aversion）构成了大国安全合作的基础，这就导致了国际安全机制成长的根本动力。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滥杀滥伤以及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现象日益突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进而推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治理和反恐怖主义的共同努力。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国际社会更加深刻和清醒地认识到，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反对恐怖主义方面，随着安全领域的相互依存加强，各国的共同利益也不断增加。

　　正是这种共同利益驱动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反恐和不扩散的合作行列。在广大无核国家的努力下，已经建立起多个无核区，其范围覆盖了整个南半球，而且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从长远看，加强国际合作是维护国际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的正确途径。认识到各国在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对于建立体现和维护这种共同利益的国际安全机制尤为重要。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每一个成员都有权利享有安全，也有义务尊重别国的安全，因为我们有着不断加强的相互依存关系和不断增加的共同利益。冷战后为持久的全球战略稳定和世界和平而在国际安全机制构建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正反映了这一点。

　　（二）来自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外部强制力

　　正如“囚徒困境”和“捕鹿游戏”两个模型所揭示的那样，共同的利益并不一定能够超越对私利的追求，行为体存在着追求后者而牺牲前者的动机。而且，共同利益还与代价相联系，因为形成国际安全机制对参与的主权国家而言，一方面可能意味着实现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让渡出部分权力，如完全独立自主地作出安全决策的权力、自由支配本国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军事力量的权力等等，总之，需要付出一定的自我牺牲。考虑到国际安全领域特殊的敏感性，国家在自我牺牲和获取利益之间的权衡和选择比在其他领域内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有一定的外部强制力来保证主权国家去追求共同利益，哪怕付出必要的代价。

　　譬如，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对付传统威胁作为北约存在的主要理由显得越来越苍白，而波黑冲突显示出，华盛顿条约“第五条”以外的维和与危机处理等领域正是北约可以进一步发展自身的新天地。1993年就有北约高级官员指出，“危机处理，以及在地区冲突中维和与创造和平，已变成了联盟新的核心任务”①。这就要求北约不仅仅要作出“调整”，而是要实行“转型”，即在保持传统的集体防御功能的同时，逐步将重点转移到处理各种非传统安全事务上。因此，北约将“有效防止冲突、积极实施包括危机反应行动在内的危机管理”②明确列为它新阶段的重要任务。北约基本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外向型安全机制转变为同时针对传统和非传统“威胁”的安全机制，从而也使自身在“获得新生”的过程中得以延续下来。

　　（三）基本的共同理念和道义准则———新安全观国际安全机制和所有其他国际机制一样，是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的上层建筑存在的，因而必然反映了某种共同的理念和道义基础，或者毋宁说，是某种共同理念或道德准则的具体化。但是，在国际安全机制成长的现实国际环境中，时至今日，明显缺乏相同的基本理念和道义准则。军事技术发展导致国际安全领域的“问题转移”，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意欲通过“搭乘”军事技术的快车跨越式地提升本国在国际安全方面的影响力。这样，发达国家、部分发展中国家竞相参与到这场军事技术引发的新军事革命中来，直接导致国际安全机制要规范的成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由此，在国际安全领域引发合作所需要的共同的理念或道义准则对国际安全机制的形成更为重要而迫切。

　　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尊重众多成员在安全理念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寻求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尽量在一些非常有限、非常基本的理念（如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安全观。从这一意义上说，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目标出发，大力倡导新安全观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方面，上海合作组织作出了初步成功的探索和努力。“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国际安全机制，正是以主张摒弃冷战思维，不诉诸武力，不以武力相威胁，以对话协商促进互信，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调与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不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内政的新安全观作为整个安全机制的价值理念基础，以获得安全上的双赢或多赢③。

　　（四）权力分配结构的认同博弈作为与国家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国际安全机制与权力的分配紧密相关。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权力大的国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使机制更多地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弱一些的国家可能就没有自主选择权”④。对国际安全机制中的规则、决策程序的制定权、对其运作过程的影响力也将按一定比例在成员国中进行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安全机制的本质就是要将各国在国际安全领域内的权力结构以一定的规则和程序等方式固定下来。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严重破坏了以“均衡对抗”为特点的权力分配结构，而北约的东扩更是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际已经不再承认这种权力分配。这种权力分配结构认同上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冷战后欧洲地区安全机制的命运。在欧洲安全领域的权力结构表现为美国主导下的和平状态，与美国军事技术相比，其他国家的差距几乎比任何先进技术领域都要大。这样，在安全权力结构上形成了一个倒“T”字形结构，美国“一马当先”，后面并没有“万马奔腾”。

　　由此，如果美国能在国际安全机制成长方面持积极态度，其局面很有可能顺利达成。反之，如果美国不愿意，国际安全机制成长所需的权力分配结构认同就很难达成。北约的转型、扩张和欧安会的几无立足之地正好一正一反地证明了这一点。

　　军事技术的发展导致国际安全领域的“权力转移”和“问题转移”，国家间的安全困境状态发生了明显变化，寻求新的安全合作机制以维持全球稳定与和平成为各国的共识。国际安全机制一般被定义为通过合作寻求安全⑤。就其本质来看，国际安全机制以“共同安全”和“综合安全”等安全观念为基础⑥，在安全利益相互冲突的国家之间展开政治和安全对话，加强相互信任，达到相互安全的目的。

　　来源：《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