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国际安全机制是“关于特定国际安全领域，为达成某一共同的安全目标而建立的，容许国家相信其他国家将予以回报，而在它的行为上保持克制的那些原则、规则和标准。这一概念不仅指便于合作的标准和期望，而且指一种超出短期自我利益追逐的合作形式”①。合理的国际安全机制对于促进安全合作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冷战后，随着军事技术的加速发展，国际安全领域出现明显的权力转移与问题性质、内容的变化，国际安全机制沿着不同的路径快速成长。

　　一、军事技术发展导致国际安全领域的权力转移

　　权力是分析国际安全领域问题的基点，而其权力转移（power shift） 则是评估国际安全机制成长的起点。国际安全领域的权力往往体现为诸多要素的系统组合，其中军事技术无疑是最为核心的要素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际安全领域兴起了一场被称之为“新军事变革”（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RMA）的热潮，至今方兴未艾。这场新军事变革最鲜明的标志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思想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以及军队建设和编制体制的调整均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冷战后，新军事变革中的军事技术“一马当先”的加快发展已成为国际安全领域权力转移新时代到来的界标。

　　（一）军事技术的快速跃升使军事形态进行着脱胎换骨的改造

　　军事技术发展直接引起的深刻突变表现为机械化军事形态转变为信息化军事形态，使以信息化军队为核心的信息时代的军事形态日趋成熟。“新军事变革的基因是信息，是信息化，是进行军队信息化建设”②。 这次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军事技术跃升推动着军事领域里发生根本性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变革，是军事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它既不同于一般性的军事改革，也不同于军事领域某个阶段的进步，是军事领域及制约军事领域发展的各个方面在旧质的基础上向新质的一次突变，是对旧军事形态的一次彻底否定。

　　与以往的军事技术发展对军事形态的影响相比，冷战后的军事技术发展引起了军事形态广泛变革。军事形态所包含的各个方面、涉及的各个领域都被触及，都发生着质的变化。正在飞速发展的军事技术并不完全是自然形成的，也不是一种纯客观的物质运动，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从技术的角度自觉地改造客观军事世界的结果，是人们主观能动性的产物。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需要人们去创造、革新，由此引起的其他军事领域需要人们按照信息化战争要求并结合武器系统情况进行新的调整，甚至包括作战理论或学术思想、作战方法等，也需要人们大胆地去创新。

　　（二）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际安全领域出现明显的“权力代差”

　　“在美苏对峙、各自寻求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必然带动军备竞赛向新的领域发展”①。冷战时期，国际安全合作的基本模式是以美国为中心和以苏联为中心的双边军事同盟的不断加强，以寻求在军备竞赛中的权力优势②。冷战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间的权力分配和安全关系的性质，在新型安全机制的基础上建构新的国际安全秩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这里讲的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主要是指美国与其他大国力量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军事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它在安全领域的绝对权力优势。

　　美国通过自身的军事技术创新，深化新军事革命，重新夺占了国际安全领域的制高点。美国通过发动冷战后的多场局部战争，充分展示了新军事革命的成果，突出了它在军事高技术领域上的领先优势，进一步加强了它在军事实力上的霸权地位。美国通过海湾战争控制中东；通过科索沃战争控制东部欧洲；通过阿富汗战争控制中部亚洲。每发动一次战争，美国的联盟就扩大一次，美国的组织规模就膨胀一次。海湾战争是西方联盟加部分阿拉伯国家；科索沃战争是北约全体加整个欧洲；阿富汗战争美国几乎动员了全世界。打击全球恐怖主义为美国提供了在世界上大规模行动的理由和方便。“军备控制的历史表明：条约、协议并不能阻止军事技术的发展”③。军事技术发展促使国际安全领域战略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这种“权力代差”对原有的国际安全机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二、权力转移导致国际安全领域问题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