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聂文婷，历史学博士，讲师，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100091。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专门听取了地质学家李四光、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和时任地质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刘杰所做的关于铀矿资源、核科学技术以及国外原子弹研制情况的汇报。但是，由于没有文字记录和影像资料，此次高度机密的会议仍存在一些语焉不详的“细节之谜”。例如，这次会议的参会人员到底有哪些？《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1期曾刊登了曹希岭的《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人员考证》一文，对现有著作中有关参会人员的记载提出了质疑，并作了初步的考证。然而，这只是诸多“细节之谜”之一。值此会议召开60周年之际，深入探究这次会议的诸多“细节之谜”，对于准确阐释中国核事业决策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再探之一：会议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科学技术、经济和工业基础都较为落后，难以满足原子能研究与应用所需要的耗资巨大、设备精良、技术高精等要求。然而，中国偏偏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做出了核决策。很多人对此都不理解，甚至认为中国的核决策乃一时的冲动之举。事实上，回顾中国核决策的历史背景，不难发现，中共中央是经过深思熟虑并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工作之后才做出这一决策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原子弹的客观理性认识，为中国的核决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爆原子弹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进行了原子弹认知的理性引导。起初，人们只能看到原子弹的战术威力，后来，人们不仅能够客观看待原子弹的战略威慑力，还能将原子弹与国家地位、国家安全以及世界和平事业做出正确的关联。

　　第二，先期展开的原子能研究机构的组建、核科学研究人才的罗致与培养以及铀矿资源的勘探等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未雨绸缪做好核决策准备工作的具体表现。

　　第三，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核威慑以及中国武器装备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使得人民解放军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心情更为迫切，发展尖端武器装备势在必行。

　　第四，中国在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是会议召开的一个重要前提。

　　然而，关于中国如何争取到苏联的核援助，这一关键历史细节却经常被当前研究所忽略，此处将作一详细叙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关于反对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呼声高涨，世界和平运动强烈要求无条件禁止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和试验。在这一背景下，一场以原子能和平利用为核心的博弈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展开。苏联认为，只有“在堵住了制造原子武器的一切途径之后，在这些武器被宣布为非法之后”，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的进展才将会是无比巨大的。［1］美国则认为，和平利用原子能和原子能被用于军事目的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进行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国际合作不应该以缔结放弃使用核武器的协定为前提。在经历了将近一年的国际辩论后，苏联逐渐意识到，必须首先在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国际合作方面走在美国之前，才能赢得这场博弈的胜利。苏联的战略需求为中国争取苏联核援助创造了机会。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毛泽东向赫鲁晓夫表示中国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想要研制原子弹的意愿，希望苏联能给予帮助。尽管苏联以研制原子弹太费钱为由没有答应中国的请求，但仍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1955年1月14日，塔斯社受权发表声明称：“苏联政府由于认识到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的极大重要性，并且为了促进这方面的国际合作，准备传播苏联积累起来的有关的科学技术经验。”［2］这表明，苏联已公开在国际社会承诺分享有关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经验。周恩来抓住这一机会，在当天下午就召集李四光、钱三强谈话，向他们详细询问了中国铀矿资源勘查情况和核科学研究情况、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原子能事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并告诉他们中共中央即将召开会议讨论相关事宜，要他们作好汇报准备。翌日，中共中央便召开了书记处扩大会议。

　　再探之二：会议做出的决策究竟是发展原子能事业还是研制原子弹？

　　关于这一问题目前有三种说法。《当代中国的核工业》［3］、《周恩来年谱（1949~1976）》［4］、《彭德怀年谱》［5］等的说法是：会议做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认为：这次会议做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6］；《毛泽东传（1949~1976）》中的记载则是为中国做出了研制原子弹的决策［7］。笔者认为，第一种说法更为准确。

　　（一）从苏联对华核援助来看，主要是在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因此，会议的决策不应该是研制原子弹

　　1955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在原子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8］、1月31日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都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苏联的帮助和合作下，将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一起，为反对原子战争、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为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而奋斗不懈。”［9］

　　（二）从会后的宣传工作来看，会议做出的核心决策应该是发展原子能事业

　　从1955年2月开始，由中国科学院主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原子能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工作，具体包括开展“拥护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反对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活动［4］（p.445），由钱三强等20多位科学工作者和高等院校的教授组成宣传团，到北京和全国各地宣讲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科普知识，［3］（p.15）编写并出版了《原子能通俗讲话》、《原子能的原理和应用》等科普书籍，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送钱三强、钱伟长、严济慈、周培源等有关原子能问题的谈话录音、讲话或文稿。［10］经过宣传和教育，“结果使更多的人懂得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性，造成一个全党全民关心原子能事业的气氛”。［11］

　　（三）从此后相关战略任务的规划来看，会议的召开的确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2］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提出全院的五年科学计划，有10项重点任务，第一项就是“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9月，薄一波主持起草了《关于我国制定原子能事业计划的一些意见》，并在12月进一步修订成《关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发展原子能事业计划大纲（草案）》，明确提出中国要“在苏联大力援助下，积极地建设我们自己的原子能工业，使我国以最近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国防”。［3］（p.21）在1956年12月20日科学规划委员会呈报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中，“原子核物理、原子核工程及同位素的应用”被列为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的、关键性的问题之一，在确定的12个对国家生产技术基础有根本性影响的重大且复杂的科技研究项目中，第一项就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与此同时，为填补中国在一些急需的尖端科学领域的空白，国务院提出了1956年四项紧急措施，包括优先发展核技术。［13］同年9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要把原子能和平利用和地质勘查工作当作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大会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也把发展原子能事业列为一项重要任务。［14］

　　（四）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是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一个阶段，前者的开启时间晚于后者的起始时间

　　1955年1月15日会议召开后，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在原子能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两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此后，随着苏联援助范围的逐步扩大，1957年10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以下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事实上，在《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之前，苏联对中国核援助一概不谈军事用途，任何交给中方的文件和资料都只字不提核武器研制，而《国防新技术协定》中明确提出要帮助中国进行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苏联不仅要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研制所需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而且还有偿向中国提供铀-235同位素分离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另外，在《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之前，苏联派到中国的核技术专家，除工作时间外，其他活动都由外国专家局统一安排，而《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所有涉及国防尖端技术的苏联专家再也没有参加过外国专家局统一组织的活动。［15］就这样，以《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为标志，中国正式开启了研制原子弹的历史进程。

　　再探之三：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是否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现有研究中，最早有关参会人员的记载出现在《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原文如下：“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3］1987年12月，纪念周恩来诞辰90周年的纪念性论文集《不尽的思念》出版，其中钱三强、刘杰的回忆性文章以及此后出版的诸多权威论著，如《周恩来传》［16］、《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17］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有关参会人员的说法均与《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致。在现有资料中，唯一与这次会议有关的原始档案即为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信。周恩来在信中说：“最后将在明（十五）日下午三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除书记处外，彭、彭、邓、富春、一波、刘杰均可参加。”［18］信中只是提出书记处成员要参会，而实际上，五位书记并未全部到会。毛泽东、周恩来参加会议的事实毫无疑义，相关记述非常详细，此处不再赘述。以下主要对朱德、陈云未参会的判断作一论证。

　　据《朱德年谱（新编本）》的记载，朱德于1955年1月4日离京前往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山东、天津等地视察。1月8日抵达广东省广州市，开始对广州市各部门进行调查研究，并一直持续到2月4日。这期间，朱德视察了广州第一缝纫厂、五金合作社，听取了广州市委书记王德、军区负责人等的相关汇报，而扩大会议召开的当天，朱德正在广州皮鞋生产合作社视察工作。［19］以当时的交通条件看，朱德显然不可能赶上当日下午三时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因此，有关朱德与会的说法与事实不相符合。

　　据《陈云年谱》的记载，陈云于1955年1月中旬离开北京赴天津调查市场和商业批发机构。由于12日晚间陈云曾出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据此推断，陈云应该是13日才开始在天津调研。15日，陈云到达上海调查商业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20］如果说陈云有可能在天津调研结束后又返回北京参加会议，那么有两点可以证明这种假设不成立。其一，14日，周恩来在中苏《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查工作的议定书》上批示：“此件已经陈云、一波、刘杰、伍修权等同志研究过，认为可以同意。尤金大使通知我，苏联政府命他代表签字，我方因陈云同志不在，可改由我代表签字。”［4］（p.441）这说明，14日陈云不在北京。其二，会议从15日下午三时一直持续到晚上七时，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陈云是不能够在参加完会议后于当天抵达上海的。由此可以判断，陈云结束了天津的调研后直接前往了上海，期间没有返京，也就不可能出席此次扩大会议了。至于刘少奇是否参会，《刘少奇年谱》［21］、《刘少奇传》［22］以及相关纪念性文章都没有记载，但从1955年1月中旬刘少奇的文稿来看，刘少奇当时在北京，也不排除参会的可能。因此，有关刘少奇是否参会的史实还有待作进一步的考证。

　　经过考证，1955年1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时任五位书记并未悉数参加。但在当时，中国创建原子能事业的主、客观条件都比较成熟，最重要的是，中国不失时机争取到了苏联在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的援助，因此，会议果断地做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大战略决策。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召开，体现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既离不开中国有条不紊的酝酿，也得益于外部因素的推动，既满足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紧迫需求，又体现了对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战略谋划。

　　［ 参 引 文 献 ］

　　［1］《联大政委会结束原子能和平用途的国际合作的一般性辩论 维辛斯基再次阐明苏联的态度和主张》，《人民日报》1954年11月21日。

　　［2］《讨论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今年内召开 苏联将提出原子能电力站报告 即将建议联合国咨询委员会把相应项目列入国际会议议程》，《人民日报》1955年1月16日。

　　［3］《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4页。

　　［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40~441页。

　　［5］《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7页。

　　［6］《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08页。

　　［7］《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页。

　　［8］《在原子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人民日报》1955年1月19日。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55年2月1日。

　　［1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原子能问题广播节目》，《人民日报》1955年2月20日。

　　［11］钱三强：《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者》，《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页。

　　［1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

　　［13］《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计划（1949~2005）》，科技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1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15］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16］《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6页。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

　　［18］李鹰翔：《“两弹一艇”那些事》，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19］《朱德年谱（新编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1页。

　　［20］《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234页。

　　［21］《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22］《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