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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制研究
发布时间: 2019-12-27    作者:刘进伟    来源:国史网 2019-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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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兵役制、军衔制、薪金制是军队正规化建设三大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中,薪金制是新中国工资制度改革在军队建设领域的体现。目前,学界关于军官薪金制的专题研究已经有了一定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张星星:《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与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5期;田园:《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启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仲华:《新中国初期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再思考》,《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潘宏:《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三化”建设研究》,《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等等。],但在实施薪金制的背景、具体方案和基层军官对这一制度的态度等方面,尚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薪金制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人民军队自1927年建军之后长期实施供给制。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战争年代,供给制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物质支撑,同时也推动了官兵平等、官兵一致等军队内部民主建设的不断发展。在供给制下,尽管具体的供应物资在各个历史阶段有差异,但主要内容都是统一供给服装、棉被等生活用品,伙食按小灶、中灶、大灶标准供应,适当发放少许货币津贴。1956年10月,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曾回忆说:“我们的干部过去是享受供给制待遇,他们的一切费用都由公家包了。现在实行了薪金制,孩子的托儿费要干部自己负担”。[1]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接收了大量曾为国民党旧政权服务的人员,对他们实行“原职原薪”政策,而党、政、军人员继续实行供给制,且发放一定津贴。这与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国民经济尚在恢复、国家没有足够的力量实施薪金制等因素有关。1950年12月31日,为使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因抗美援朝战争的军费剧增而受到大的影响,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执行一九五一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的指示》。指示提出: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进行,“国防经费不仅居第一位,而且大大超过我们的预计,经济和文化建设只能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推迟两项方针”,并继续实行供给制和低薪制。[2]

  然而,对旧政权留用人员的“原职原薪”政策和对军人、各类机关工作人员的供给制与低薪制均存在很多弊端:一方面,不论哪种政策或制度,人民收入都不高。另一方面,实施“原职原薪”政策的人羡慕供给制,认为这一制度可以衣食无忧;而实施供给制和低薪制的人,货币津贴少,难以解决生活中的多样化需求。对于这一情况,夏衍晚年曾有过回忆:

  有一次陈老总请刘伯承同志在他家里吃饭,潘汉年和我都在座。饭后闲谈,这两位大将军都在愁穷,陈毅同志孩子多,家累重,钱不够用,刘帅则说他想买一部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一问价钱,就只能放弃了买的念头。陈毅同志风趣地对我说,老潘可以靠小董(董慧,她的父亲是香港巨富),你则有版税和稿费,你们都是老财,我们当兵的都是两袖清风。可是,另一面,拿保留工资的却有另一种看法,他们说你们住公家的洋房,有汽车,有办公室,有不花钱的秘书,出差旅费可以报销,我们呢,搭一次电车,打一个电话也得秘书掏钱。在欢庆解放的热潮中,大家都自觉地服从政策,表面上平静无事,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疙瘩,或者说是矛盾,我认为是和解放初期的这两种制度的并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3]鉴于这些问题,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取消供给制已成为大势所趋,为此,党和政府积极探索工资制度改革。1950年9月,“全国工资改革准备会议所制定的‘统一工资分’,为关内各地企业先后采用”,工资分制和包干制开始实施。其中,工资分是“以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实物为计算基础,用货币支付工资的计算单位”,其所含的实物种类和数量为:“粮0.8市斤,布0.2市尺,油0.05市斤,盐0.02市斤,煤2.0市斤。实物牌号和食粮种类,各地的规定不同。其价格一般采用当地国营零售商店的零售价。各地工资分单价,由该地主管机关定期(按月、半月或日)统一公布”。[4]包干制是在供给制的基础上,把伙食、服装等基本供给项目折算成货币,再增加一定的城市生活费用,以现金形式支付给个人。包干制是从供给制向薪金制过渡的形式。

  就军队内部而言,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供给制的弊端日益凸显。1953年9月,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曾说:“不实行薪金制,则广大的下层干部生活已难以维持”。他举例说:“一个营长的伙食加津贴共48万元[此处指第一套人民币。1955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与第一套人民币比值为1∶10000。],只等于火车上一个新参加的乘务员的薪金,等于一个较好的雇用炊事员的薪金,低于汽车司机的薪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官兵的工作积极性,因此,彭德怀提出:“供给制不废除,则各种标准制度都难以建立,一切均以人口计算,且对干部缺乏约束和鼓励的作用”。[5]

  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委员会下发《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及其附件的解释》,详细总结了供给制的弊端,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供给制下资源浪费现象突出。被供给人员数量多,军人家属、军官家庭保姆、职工等非军队人员都是要供给的对象;供给物资种类繁多,各种日常所需物品都需要部队供应。例如,“供给制时,平均每人每年发两套衬衣,有的穿不完,也有的不满意自己发的衣服,还要自己买……伙食由公家管,规定每人每日吃26两或24两,但实际上很多人吃不完……小孩保育上,家属招待上,水、电使用上都有浪费”。第二,容易滋生“供给制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官兵工作的积极性。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委员会在解释为什么实行薪金制时,指出供给制存在着平均主义成分,造成资源浪费、不足以鼓励官兵积极上进等问题,以致部队内部存在“‘干不干,一斤半’、‘不管工作做得好坏,反正是有吃有穿’”的现象,这不符合“采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合理分配,‘按劳分配’的原则”。第三,军队供给制标准较低,发放的津贴难以满足基层军官的生活需求。[6]

  这表明,供给制和供给标准必须适应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需要,符合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家经济实力有限,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军队继续实施供给制是必要的。但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军人与地方工作人员一样面临抚育子女、赡养父母、应对各种日常生活需求等问题。从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的角度来讲,实行薪金制既能够解决供给制资源浪费突出的问题,也有利于减轻军人家庭生活负担,使其更好地投身军队建设,同时还有利于密切军队内部关系、裁减部队冗杂人员,推动人民军队整编复员工作的有序进行。因此,薪金制亟待实施。

  二、实施薪金制的具体方案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就已经开始酝酿实施人民军队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薪金制。但受抗美援朝战争影响,不得已推迟了这一工作。1952年8~9月,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在9月4日中苏双方的座谈中,当谈到士气问题时,斯大林提出:“军队没有勋章、没有官阶、没有薪金是不正确的。不要将军、元帅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对此,中方解释说:“原打算全国胜利后逐渐实行从供给制转到薪金制,后因朝鲜战争而推迟了两年,预计1954年完全可以实现薪金制”。[7]1953年1月,彭德怀主持召开第10次军委例会,讨论薪金制,议定:“按少尉排长薪金为60万至80万元(旧币),各级之间不宜相差太多,照顾国家财力三个原则拟定方案”。[8]3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分别成立编制、军衔、薪金、兵役法、勋章条例委员会,为实施这些条例做研究准备工作。[9]

  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全国军队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召开。受毛泽东委托,彭德怀在会议上做题为《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的主题报告。在报告中,彭德怀分析了实施薪金制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统一的国家政权,而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已经有可能来保证军队的正常的和必要的军费供给,也有可能负担因为实行薪金制而必须增加的财政开支”。同时,彭德怀阐释了士兵继续实行供给制的原因:“实行薪金制,这只是对于职业军人,也就是对于军官来说的;至于士兵,因为在实行义务兵役制之后,当兵是人民的一种义务,且只限于在一定的期间内服役,兵役期满后即行退伍,因此,对于士兵来说,还是实行供给制,除保证其一定标准的伙食、服装外,另发一些最必需的零用费”。彭德怀强调:“对军官来说,实行薪金制,在目前也还只能是低薪制,要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才能逐渐提高薪金的标准”。[10]

  1954年11月,国防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决定于1955年1月1日开始实行薪金制。在全面学习苏联建军、治军经验的背景下,薪金制的具体方案是结合苏联经验并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身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苏联军官的薪金由职务薪金、军衔薪金和军龄补助金三部分组成,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尚未实行军衔制,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经完成了军官评级工作,为依托军官职级制定薪金标准创造了条件。因此,在具体方案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委员会采取了过渡的办法,即规定“按军官的级别定薪(简称‘级薪’),另加军龄补助金”,军官的薪资待实施军衔制之后再由职务薪金、军衔薪金、军龄补助金三部分构成。鉴于军队工作的特殊性,《暂行办法》还提出:“军官的薪金应略高于政府机关和企业部门的工作人员的薪金”。[6]

  在1955年薪金制的具体方案中,级薪对军官收入的影响最大。《暂行办法》规定:“各级军官的级薪均以正排级的级薪作为基数按照一定比例向上递增”,“一九五五年的级薪标准,其系数以正排为一,至主席、副主席为七·五(相差六倍半)”。《暂行办法》还规定:“级薪标准正排级的基数——六十万元,比供给制时增高了,同时除了级薪以外,还有军龄补助金和其他补助”。在这一薪金结构安排下,薪金的具体级差为:“正排级至正连级级差十五万元,正连级至正兵团级级差二十万元,正兵团级与大军区级级差三十万元”。[6]“除级薪外,军龄在5年以上的还有军龄补助金。入伍5年以上至10年的补助级薪的10%;15~20年的15%;20~25年的20%;25年以上的30%”。[11]符合一定条件的军官,特别是驻地在高山、海岛、边疆等条件艰苦和边远地区,或工程师、医师、教员等技术人员,以及在舰艇、飞机、潜水艇等特殊技术兵种服役的军官,还可以享受相应的补贴。在这个薪金架构下,军官的薪金能负担一般家庭开支,“排长的薪金,按城市平均生活水平可养活5口人”。[11]

  之前,军官及其家属的生活开销大多由部队负责,实施薪金制后,军官需用薪金解决个人及家庭生活所需。例如,军官及其家属所居住的部队房屋要按月缴纳租金和水电费,伙食改由自己解决。为方便就餐,1955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部下发《对办理军官食堂的几点意见》,规定:“军官家属及临时来队的家属不得进入正规的士兵食堂就餐”,“军官食堂应由给养部门领导”,“军官食堂的经营管理是企业化的……军官食堂一切经营管理费用均由经营所得中开支,国家不另外补贴”等。[12]

  探索和实行薪金制的时期,也是人民军队大规模整编和复员阶段。副排级人员、女性军人等是整编和复员工作的重要对象,为推动整编工作的顺利进行,上述人员的工资需要专门安排。副排级人员在严格意义上属于战士群体,但又是部队基层的骨干力量,是干部群体的后备军。为加快军队正规化建设和促进军队整编,军委决定大量缩减以至取消副排级军官岗位。1955年2月,国防部下发《关于调整和处理副排级人员的决定》,规定副排级人员不按军官薪金标准给予薪金,而是另行规定其薪金标准。为推动副排级人员分流,国防部做出专门规定:担任军官职务的副排级人员条件合格者,可提升为正排级,享受正排级薪金待遇;不足以提升的,或可继续留任培养,或可选送进入军队院校深造以待提升,期间仍享受副排级津贴待遇。文书、收发员、文印打字员、电传打字员等工作人员,可以转为领取工资的薪金制职员。[13]

  在军队整编和复员工作中,女性军人因生理等原因较难适应日益繁重的军事训练任务,需分批转业复员。为推动女性军人复员转业工作的顺利进行,1955年2月,国防部下发的《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中规定了相应的薪金保障办法:“一九五五年年底以前尚未处理者,可暂按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供给,但至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仍未处理完毕者,一律停止供给”。[14]

  实施薪金制是从供给制度上推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探索薪金制具体方案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委员会既借鉴苏联军队的经验,又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处的发展阶段、国家经济实力等现实因素,科学地制定了薪金制的具体方案。与此同时,中央军委认真安排副排级人员和女性军人的整编工作,制定了相应的薪金待遇标准。因此,1955年薪金制的具体方案综合考虑了人民军队的既有传统、整编工作和发展趋势,是推进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

  三、基层军官对薪金制的态度

  实行薪金制是20世纪50年代军队管理制度的重要改革,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军队建设、军官日常生活等多重需要。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的背景下,薪金制与地方后来实行的职务等级工资制的性质是一样的,都属于“劳动成果的分配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物质利益原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