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发挥强大的组织动员和资源配置能力，加快国防工业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科技实力非常薄弱，只有以政府主导发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把各方面的技术力量适当调整集中，才能使有限的科技力量充分发挥作用，承担国防工业领域重大工程和尖端项目的攻坚任务。在兵器工业领域，除了苏联专家指导外，国家还从各条战线抽调了上千名省、地、县级领导干部以及大、专院校毕业生。[5]（p.547）航空工业初创时期，人才奇缺，1951年底全行业仅有各类技术人员500多名，远不能满足需要。针对上述情况，国家从各地抽调人员，集中科技力量。周恩来曾亲自交代中财委主任李富春，从兵器工业局及汽车装配厂抽调2500名技术人员支援航空工业。[13]1952年上半年，政务院又从华东、中南地区和铁道、交通、燃料、纺织等部门抽调近400名技术人员和3000名技术工人支援国防工业。1955年8月，中央组织部又为二机部从各工业部和各省市选调了一批工程技术骨干。[9]（p.14）同时，国防工业部门还汇集了一批国内及海外留学归来的技术专家。

　　在国防工业尖端领域，科技人才的组织和培养显得更为重要。1960年1月，中央批准为负责导弹研制的国防部五院补充有实际工作经验的100名技术骨干、4000名大学毕业生和2000名中专技校毕业生，并责成相关部门共同研究，统一组织选调。[9]（p.51）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批准从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选调数百名高、中级科技骨干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61年7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批准从全国抽调一批科技人员参加核工业建设。在此期间，国家还相继为核工业研究所抽调了数十名留学生、数百名大专毕业生和数千名工人。[9]（p.51）1962年以后，遵照毛泽东“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批示，中央专委进一步动员国防科研部门、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科研部门五个方面的技术力量，组成了全国规模的协作网，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为“两弹”研制解决了许多重大的技术关键问题。除技术力量之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力量，自力更生解决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必需的各种新材料和配套产品，到1965年，研制成功的各种新材料共1万余项，满足“两弹”和常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需要的96%以上。[9]（p.56）

　　国防工业不但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在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建设资金极其紧张，为支持国防工业的快速发展，党和政府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重点投资国防工业和关联性强的基础工业。1950年11月，陈云在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关于财政工作的部署，“战争第一，这是无疑问的。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从说起。”他还指出，“经济建设的投资，要规定这样一条原则：对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军工投资，对财政收入直接有帮助的投资，对稳定市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这三者应该予以满足。除此以外，应加以削减”。[14]实际上，把确保国防工业投资作为1951年全国财经工作的指导方针，就是强调加快国防工业建设，把国防工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优先发展的地位。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其他相应的基础工业，“巩固国防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因而在工业建设方面，首先必须加强与国防密切关联的重工业。”[15]1951年和1952年，国家投资重点向国防工业倾斜。1952年8月，新中国将“一五”计划提供给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研究。“一五”计划当中，建立重工业尤其是加速建设现代化国防工业占据重要内容。新中国确定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精力按国家规定的项目和进度，在苏联援助下完成国防工业的新建和改建任务，完成制式武器的试制和生产任务，完成飞机、坦克、舰艇的修理及部分制造任务，初步改变国防工业的落后面貌，增强国防力量。[9](pp.11~12)

　　1953～1957年，国家财政总支出为1320.52亿元，其中国防总支出314.79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3.84%。[16]1957年后，国防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比重虽有明显下降，但拨款绝对额下调后又逐步回升。1955年国防费拨款数为65亿元，1956年为61.17亿元，1957年为55.11亿元，1958年为50亿元，1959年为58亿元，1960年为58亿元。[17]在资金投入的政策倾斜下，大量资金被用于引进和仿造苏联先进的武器装备，快速推进国防现代化进程。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防工业的发展历程中，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习惯习俗等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在军工科研和生产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两弹一星”精神为核心的军工文化，其内涵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国防科技工业干部职工思想觉悟和道德情操的集中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国防科技工业指导方针和发展道路的高度概括，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国防科技工业干部职工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的具体表现。这六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保证，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以“两弹一星”精神为核心的军工文化注重大力协同精神的培育，全面调动起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成千上万的科学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团结协作，群策群力，集中力量实现重大突破。以“两弹一星”精神为核心的军工文化，激励着国防工业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投资，培育了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创造了国防科技工业史上的奇迹。[18]

　　三、新中国国防工业的绩效分析

　　(一)新中国国防工业发展阶段上的纵向比较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国防工业基础极其薄弱，166个军工企业当中，原解放区建立的有94个，除少数弹药厂外，大部分规模较小，生产设备简单；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有72个，只有少数兵工厂具有一定规模、生产设备较好，其余规模都不大，并且厂房设备陈旧、甚至残破不堪。1949年底，新中国政府将上述军工企业合并调整成76个，其中兵工厂45个，航空中心修理工厂6个，无线电器材工厂17个，船舶修造厂8个。[9]（pp.4~6)总体上讲，这一时期国防工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非常落后，设备简单，技术力量严重缺失，只能制造枪炮等轻型武器，以及简单维修飞机和舰艇等重型设备，不具备复杂装备的研制和生产能力。

　　20世纪50年代，通过“一五”计划的实施，中国军工生产水平获得迅速提升，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实现了质的突破，初步形成包括兵器、航空、船舶、电子等在内的国防工业体系，改变了国防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到1957年底，解放军开始从单一步兵体制向陆海空等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跨越，武器装备也从“小米加步枪”阶段跃进到了“飞机加大炮”的崭新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防工业走的是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中苏两国关系破裂后，苏方中断援助，中国国防工业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顶住压力，自力更生，在一些尖端军工生产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先进军工技术和产品的研制与生产相继获得成功：1964年10月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在此基础上，1966年10月成功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都有了较大幅度提高，国防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幅度缩小至10年左右。[19]这一时期国防工业专业门类齐全，科研手段基本配套，人才队伍素质高、力量强，装备生产能力和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不仅具备生产飞机、舰艇等大型装备的研制能力，而且具有尖端技术装备的研制生产能力；不仅带动了当时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

　　(二)与印度等国国防工业发展的横向比较

　　与国情类似的其他国家相比，这一时期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也是快速的。印度的经济发展起点要高于中国，1950年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150美元，而当时中国只有70美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印度的工业产值占35%，而中国只占25%。[20]一国国防工业的发展程度决定于该国工业的装备技术水平，印度独立后，国防工业的起点显然高于中国。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印两国国防工业呈现不同的发展道路，并逐步拉开差距。

　　尽管印度国防工业起步较早，起点较高，但发展迟缓，整体水平不高。在核工业方面，印度虽然起步较早，却发展滞后。1954年印度就已经成立原子能局，负责核武器的研制与生产，下设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英·甘地原子能研究中心、高级技术中心及多家研究所，还包括4个大型国营企业、10个重水生产厂和3个核燃料处理厂，雇员4万余人。1956年印度建立第一座核反应堆，1974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20]1998年5月连续进行核试验之后，印度才基本掌握了热核武器的设计、试验和制造技术。而中国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即成功试爆原子弹、氢弹，已经掌握热核武器的试验和制造技术。在氢弹研制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从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的时间，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英国不到5年，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21]

　　印度国防工业对外依赖性很强，通过依靠外国军事技术支持得以成长和发展，大部分武器装备是根据外国的许可证进行生产。同时，印军装备严重依赖外国进口，“受技术过时、研发过程繁琐和装备政策偶然性等多方面因素的困扰，多年来，印度武器装备采购主要依赖进口，其武器装备进口额在总采购额中的比例超过70%”，[22]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印军武器装备中进口装备仍占很大比例，其中运输航空兵和直升机占70%、坦克占50%、火炮系统占60%、驱逐舰和导弹艇几乎占100%、潜艇占90%、护卫舰占40%。[2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新中国国防工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就已基本建成独立自主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通过一系列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以及它们的实施机制耦合而成的制度体系，加快发展国防工业，先后建立了兵器、电子、船舶、航空、核、航天等现代国防工业部门，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实现了国防工业的快速发展。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防工业的发展跨越了好几个发展阶段，走过了西方国家用一二百年时间才能走过的道路。

　　［参引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31页。

　　[2]《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93页。

　　[3]武力：《略论工业化过程中政府角色的适时转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4] 杜人淮：《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工业运行中的政府职能变迁及启示》，《经济研究参考》2009年第38期。

　　[5]王立等主编：《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6]吴殿卿：《创建人民海军决策纪实》，《人民海军》2002年10月1日。

　　[7]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159页。

　　[8]谢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9]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0]王凡：《周恩来、李富春与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创立——原航空工业部党组副书记段子俊访谈》，《党史博览》2001年第4期。

　　[11]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

　　[13]段子俊主编：《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14]《陈云文选 (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116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9页。

　　[16]张广宇：《新中国国防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互动论析》，《军事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7]程新桥、邬家能、蒋仕民：《新中国军事经济史（1949～1989）》，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18]尤琳：《关于培育国防科技人才创新能力的研究》，《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9] 徐焰：《中国国防现代化进程》，《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9年第8期。

　　[20]叶军南：《印度发展军事能力的三大支柱》，《现代军事》2001年第9期。

　　[21]聂力、怀国模主编：《回顾与展望》，国防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22]凌云：《白象之乱：印度国防工业改革困境分析》，《国际展望》2006年第3期。

　　[23]梁生：《南亚次大陆的军事大国》，《百科知识》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