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正式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研制的技术资料。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发布照会，宣布撤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从此，中国走上了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道路。然而，从全局来看，当时中国的科技力量、经济基础与技术密集、设备精良、耗资巨大的原子弹研制工程不相匹配。面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认为，只有依靠国家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适当地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形成强大优势以克服原子弹研制工作中的诸多困难。1962年10月，负责原子弹研制领导与组织协调工作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应运而生。中央专门委员会是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与组织协调机构，它不仅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关乎国家地位与国家安全、关乎国民经济全局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规模系统工程的实施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原子弹攻关伊始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工作

　  在中国自力更生进行原子弹攻关伊始，集中领导模式和组织协调工作就得到了高度重视。1960年5月24日，贺龙在《关于国防工业生产和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为解决国防工业生产中新材料不足的问题，“建议以国家计委为主，协同国家科委，组织有关材料工业部门，根据国防工业的发展，再逐步建设一批相适应的原料、材料生产基地。同时，根据中央多种经营、综合利用的方针，凡是有条件的企业都应积极搞新材料制造。”［1］10月14日，贺龙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为了迅速突破尖端，在国家经济许可的原则下高速度地发展国防工业，建议全军办国防工业，把国防工业部门的力量和军队的力量汇合起来，拧成一股绳。”［2］1961年1月，聂荣臻在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科学技术工作安排的汇报提纲》中提出：“要发奋图强，集中力量，把各方面的力量统统组织起来，通力合作来完成国家任务……国家科委、国防科委、科学院、教育部和其他有关部门，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扭在一起，共同商量，统一安排。”［3］同年4月，国防尖端五人小组国防尖端五人小组，成员为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孙志远、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范慕韩、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刘西尧、物资部副部长谢北一、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汪道涵。成立，主要负责国防尖端科研、试制、生产、建设所需的材料，专用设备的计划安排、调度和组织协作工作。随着原子弹攻关任务的加重，国防科研与国防工业、常规与尖端、科研与生产等各方面都需要统筹规划、全面安排。为此，在1961年7月18日至8月14日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与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商定在国务院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以加强对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和密切与各有关方面的联系。11月8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决定》，国防工业办公室“直接管理二机部即第二机械工业部。、三机部即第三机械工业部。和国防科委所属范围的工作。其具体任务是：对常规武器、国防尖端、科学研究、干部培养以及生产、建设等工作，进行统筹规划，全面安排。组织执行和督促检查。加强国防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防工业部门同其他有关工业部门之间，同各军、兵种之间的联系，并且组织相互协作配合”。［4］同时，国防尖端五人小组即行撤销。此后，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科学领导、全面统筹，各有关部门、有关方面也以大局为重，从科技力量、物资及工作安排上对原子弹的攻关工作予以积极配合和全力支援。

二、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成立

　  经过1961年和1962年自力更生的艰苦实践和努力，到1962年下半年，原子弹研制工作已经发展到了由量变向质变转化的关键时刻。1962年9月11日，二机部向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1962年11月二机部党组正式向中央报送《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然而，原子弹研制工作是一项庞大且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国家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没有哪个部门能单独完成。“两年规划”不仅规定了最终目标，还指明了分阶段、分系统的具体目标；不仅提出了领导机关要抓的工作和要为基层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指出了各系统各单位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因此，仅靠二机部的力量不可能成功实现“两年规划”，需要各方面力量予以协助和支援。早在1961年10月，张爱萍在《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就提出：“明年是二机部第一线工程建设和科学研究任务最关键的一年，要抓得很紧，才能在时间上有切实的保证。要做到这一点，除二机部本身需要进一步深入对所属各单位的具体领导和帮助，进一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克服某些单位分散力量，放松第一线任务的现象外，还必须从中央各有关部门到各有关中央局、省、市都能及时地从各方面给以大力支持。”［5］此时，“两年规划”对下一阶段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作为“两年规划”的制定者，二机部是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执行机构，既缺乏绝对的领导权力以驾驭整个局面，也难以从一线攻关中抽出人力和精力专司整个工程的领导工作。另一方面，即将出现的党政军民、各行各业、有关部委、有关地区全面攻关会战的局面超出了现有机构组织协调能力的范围。即使是拥有领导和统筹协调权力的国防工业办公室，也只能在国防科研、国防工业内部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在这种情况下，成立更高层级的专门领导机构以加强尖端武器研制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

　  1962年10月10日，二机部部长刘杰向聂荣臻、罗瑞卿及国防科委其他领导人汇报了二机部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设想。同时，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朱光亚则以9月19日拟定的《九局第一种试验性产品为了保密，在当时行文中，把第一颗原子弹装置以“第一种试验性产品”来代替。的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工作的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草案)》为依据，向与会者说明了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研制、试验的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同时说明了核爆炸试验可考虑分两步来进行，第一步做地面或甚至地下爆炸试验，第二步做空中爆炸试验。针对二机部提出的技术力量、设备材料等问题，聂荣臻指出，关于技术力量的补充问题，要根据二机部的具体要求研究一下，向中央提出建议。关于设备、材料问题，凡军队可以解决的，尽量予以解决，能在全国范围内调剂解决的，向中央提出来。聂荣臻还特别强调了有关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协作问题：“对于协作问题，一方面抓紧同三机部、一机部即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协作，另一方面请钱三强亲自抓紧同中国科学院19个所的协作。协作问题，各有关部门应有个专门机构抓，这点很重要，应该提出建议。”［6］10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朱德、聂荣臻、杨尚昆等参加了会议。在听取了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关于国防工业口的基本情况、当年计划执行情况、1963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安排等问题的汇报后，刘少奇指出：“导弹和原子弹都需要中央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抓，做组织工作、协作工作，下命令的工作。这两弹要搞个小的机构，不这样抓，这里一拖，那里一拖，时间过去了。这种尖端，各国都是这样抓起来的。我们社会主义要抓得更好。无非是创造条件，使它能够顺利地前进。”［7］根据会议指示，10月30日，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上报《关于建议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报告指出，要实现原子弹爆炸，“除了二机部本身要做艰苦努力外，还必须取得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现在，离预定的日期只有两年的时间，为了抓紧时机，更有力的保证实现这个目标，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需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这样做，不但可以避免在时间、进度上的拖延，而且可以有效地集中可能的人力、物力在物质技术上给以适当的保证。”［8］11月2日，邓小平在罗瑞卿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并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核阅。［9］3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0］11月17日，周恩来在西花厅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为周恩来，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七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七位部长级干部。中央专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由罗瑞卿任主任，赵尔陆、张爱萍、刘杰、郑汉涛任副主任。办公室附设于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12月14日，中共中央向中央军委并中央有关部委和国务院有关部的党组，各中央局并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成立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更有力地促进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力争在较短时期内取得更大成果，遵照主席‘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中央决定：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委员会是一个行政权力机构，主要任务是：组织有关方面大力协调，密切配合；督促检查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根据需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及时进行调动。委员会的决定，由有关方面坚决保证，贯彻执行。”

　  中央专门委员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级别最高的专项工程领导机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成立，加强了中国原子能工业、核武器研制、核科学技术工作的统一领导，确保了对国防科研、国防工业、各相关工业部门和各相关省区市的全面协调与调度，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迅速进入全方位攻关会战的新阶段。

三、中央专门委员会对中国首次核试验的重大贡献

　  从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中央专门委员会以组织和协调各方面力量为核心任务，召开了9次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见下表）和若干次专委小会，讨论和制定了中央专门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条例，及时解决了原子弹科研、生产和建设中的100多个重大问题。［11］先后组织全国26个部（院）、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12］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央专门委员会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会议

　  第一次1962年11月17日：正式成立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

　  第二次1962年11月29日：讨论中央专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条例和二机部请示解决的几个问题

　  第三次1962年12月4日：原则批准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的“两年规划”

　  第四次1963年3月19日：讨论有关设备制造、原子靶场、建立政治部和增设卫生防护等问题

　  第五次1963年3月21日：刘西尧汇报工作组检查二机部工作情况

　  第六次1963年7月26、27日：刘西尧、刘杰汇报工作

　  第七次1963年12月5日： 决定第一颗原子弹以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继续完成空投试验准备，地下试验作为科研设计项目

　  第八次1964年4月11日：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试验采取塔爆方式，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

　  第九次1964年9月16、17日：讨论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预演总结、试验时间及有关问题资料来源：根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2~513、516、517、541、568、599、633、667页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一）为“两年规划”的顺利实施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科学的工作方法

作为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核心领导者，周恩来指出，科学是有规律的，要找到它的规律，掌握规律。实验工作要不怕失败，多次实验求得成功。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认真抓紧，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11］（p517）周恩来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强调指出：“二机部的工作，要做到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要求有平凡而伟大的风格，要有终身为这门事业的思想；高度的科学计划性，要求一环扣一环，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克服松、散、乱、慢的现象。”［11］（p542）周恩来的指示很快在二机部及相关部门得以贯彻。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取得了高浓缩六氟化铀合格产品。二机部党组将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这一产品的生产，为我国原子武器的制造，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要继续遵循主席‘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和周总理‘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的指示，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谦虚谨慎，兢兢业业，稳扎稳打，为更好地完成今后的任务而奋斗。”［10］（p216）

　  （二）从科技力量、物资供应、生活保障等多个方面积极支援原子弹研制工作

　  1962年11月29日，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针对我国核工业的薄弱环节，决定加强二机部的科技力量以及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对此，中央专门委员会“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十二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优秀人才五百名，调配仪器设备一千一百多台，有些技术设备可由资本主义国家引进”。［11］（p516）在选调的人员中有许多领导干部和科学技术专家是经周恩来亲自审定或提名的。1963年1月，二机部就第一批铀矿山的规模已经不能够满足铀-235、钚-239两条生产线对铀矿石需求的问题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写了报告。3月，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四、第五次会议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作出八项决定，如“从煤炭部抽调了矿山干部和一个100人的全套矿务局有经验的班子”［13］，解决了铀矿山的建设问题。12月，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又决定将冶金部在新疆的两个有色金属矿务局移交二机部，以加强铀矿山的建设力量。1963年6月14日，应二机部加快生产建设之需，又从一机部、三机部、冶金部、化工部、煤炭部、水电部、邮电部、铁道建工部，以及山西、吉林、山东、甘肃、青海、北京、上海等省、市向二机部抽调了技术工人700名，其中分配给北京第九研究所29人、内蒙古化工厂87人、甘肃第一矿山机械厂236人、青海第二机械实验厂348人。［14］1964年2月28日，劳动部又下发了《关于为二机部抽调三千三百名技术工人和技工学校毕业学生的通知》［15］。此外，当年解放军退伍军人中有19000人也调入了二机部。［16］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工作人员的抽调，不论是科研人员还是技术工人，抑或是退伍军人，都严格按照《关于调入二机部人员的政治条件、审批手续和保密要求》进行。此外，为了保护从事放射性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1963年2月24日，国务院转批了二机部、劳动部、卫生部2月16日上报国务院的《关于从事第二机械工业部放射性工作人员营养保健暂行规定》，并指示要“按此规定需要增加的各种食品供应量，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销售指标内解决”。［17］

　  （三）加强二机部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为原子弹研制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1962年11月29日，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就曾决定加强二机部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并选调了干部。［11］（p516）1963年3月19日，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在二机部建立政治部的问题。4月2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同意将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改成党委，由部党委加强对直属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并在二机部建立政治部。7月5日，陕西军区政治委员牛书申调任二机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7月24日，刘西尧被任命为二机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同时，中央专门委员会还责成有关部委、省委，分别指定一名副部长、副书记直接过问与二机部的协作情况和问题，支持本省内各核工业单位的工作。

　  （四）全面检查原子弹研制工作第一线工程，监督“两年规划”的落实

　  1962年12月4日，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和批准了二机部提出的“两年规划”。会后，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的几位领导来北京开会，刘杰向他们传达了中央专门委员会审议通过“两年规划”的情况，大家深受鼓舞，表示一定要坚决按照“两年规划”要求，千方百计完成任务。然而，也有人对“两年规划”能否实现心存疑虑，认为总目标及实现总目标的措施计划的制订缺乏客观根据，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对此，中央专门委员会非常重视，即刻责成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防科委组织联合检查组，以国防科委副主任刘西尧为组长、中央专门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秘书长刘柏罗为副组长，对二机部各机关、基层工厂、矿山、设计院、研究所作出全面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工作组内部又有个别同志机械地按苏联专家所说的绝对工期计算，向周总理报告，说两年规划难以实现。”［13］（p334）三个多月后，刘西尧代表检查组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对检查结果作了汇报。检查组认为，“两年规划”的提出是根据几个主要生产厂的基本建设、生产技术和原子弹研究、设计和试制进度制定的。虽然现阶段的研制工作还存在大量问题和一些突出的薄弱环节，但若能从现在起就切实抓紧，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后指出：“这一规划是全体职工同志努力的结果，有了规划就有了轨道，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一定能够搞出来。”［11］(p541)通过这次系统的检查，不仅对当时的研制工作有了全面的了解，更对后来的研制进程有了客观的预见，打消了一些人对“两年规划”能否完成的疑虑，坚定了各方对胜利实现“两年规划”的信心。

　  （五）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作出周密部署

　  1963年下半年，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已经突破了重要理论和关键技术的难关，中央专门委员会开始着手安排首次核试验工作。1963年7月26日、27日，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将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的决定。鉴于我国铀浓缩厂已经生产出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性试验问题。1964年4月11日，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提出：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原子弹爆炸试验工作按九月十日前做好一切准备，等待中央常委派骨干到现场，试验时间由中央常委会决定。请国家气象局负责把气象预报搞准。”［11］（p633）9月16日、17日，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了关于核爆炸的准备工作、预演总结、正式试验时间及其他有关问题。21日，周恩来将正式试验在10月进行的报告转交给毛泽东并附信说：急需中央在9月24日前对原子弹爆炸的具体时间作出决定，“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二十天；如决定明年四五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十月作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18］9月22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专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试验方案。会议作出了早试的决定。翌日，周恩来约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开会，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并对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和周密的部署。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爆成功。这一声巨响打破了世界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维护了国家安全，巩固了世界和平，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中央专门委员会功不可没。回顾中国原子弹研制历程，不难看出，中国之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独立自主地攻破原子弹研制难关，离不开中央主要领导的亲自关心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的统一协调和全力保障。中央专门委员会科学规划，全面协调，周密安排，出色地完成了全国大力协同进行原子弹研究和试验工作总指挥的重要任务。

［ 参 引 文 献 ］

［1］《贺龙文选》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1页。

［2］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8页。

［3］《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63页。

［5］《张爱萍军事文选》，长征出版社1994年版，第245页。

［6］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51页。

［7］《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62~563页。

［8］《罗瑞卿军事文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619页。

［9］《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0~1731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页。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3页。

［12］《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13］《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页。

［14］《国务院关于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抽调七百名技术工人的通知》，北京市档案馆：002-015-00506。

［15］《关于为二机部抽调三千三百名技术工人和技工学校毕业学生的通知》，北京市档案馆：002-020-00909。

［16］《1964年2月21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发给北京市人委的电报》，北京市档案馆：002-015-00506。

［17］《国务院批转第二机械工业部、劳动部、卫生部〈关于从事第二机械工业部放射性工作人员营养保健暂行规定〉》，北京市档案馆：002-015-00505。

［18］《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