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创办军事院校为龙头，建立了适应机械化军事变革的军事教育训练体系

　　机械化军事变革时代的战争与以往的战争相比更加复杂，更加需要科学和技术，部队只有建立行之有效的教育和训练体系，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毛泽东在领导人民军队作战和建设的过程中，对军队的教育和训练十分重视。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要求部队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利用作战的间隙进行整训。但是由于当时处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部队训练好了再打仗是不可能的，所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充分发扬军事民主，成了红军训练的主要方法。一仗结束后，就开评战会，总结经验教训，打一仗进一步。红军的军政素质就是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得到提高的。

　　除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外，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创办军政学校来训练干部。他认为治军必治校。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地区后，于1928年初在宁冈的砻市创办了红军教导队，训练基层军政干部，后来在红四军建立了随营学校。1930年初，红四军将随营学校改为闽西红军学校，校址设在龙岩县大池，由朱德、毛泽东亲任校长和政治委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1月决定，将红军军官学校和红1、红3军团随营学校合并成立了军事政治学校。1933年10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扩编为红军大学和第1步兵学校、第2步兵学校、特科学校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学校。红军学校培养了大批军政指挥员和其他技术人员，基本上保证了红军建设和作战的急需。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以原有的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了举世闻名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日军政大学或抗大）。从1939年7月，抗大开始在华北、华中敌后办学，先后开办了10所分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十分重视抗日战争中的军队院校建设，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先后创办了八路军军政学院、军事学院、摩托学校、航空工程学校、炮兵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等。1941年，中共中央成立军事教育委员会，负责领导军事教育工作。各军事院校在该委员会领导下，坚决贯彻毛泽东为抗大规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边学习，边战斗，边生产，边训练，为抗日战争培养了20余万名军政干部和专门人才。解放战争期间，这些军事院校继续为人民军队干部的教育和训练发挥了重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入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急需大批经过军校系统、正规培训的军事人才。毛泽东也把加强军事院校建设提高到了战略地位。国内大规模战争的硝烟刚刚消散，毛泽东就立即任命包括刘伯承和陈庚等在内的一大批有着丰富战争经验和精深军事理论造诣的高级将领去办院校。在建国后很短的时间内，军事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祖国大地上。到1953年，我军已建成200多所正规院校，形成了包括指挥、政治、后勤和各种专业技术院校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军校体系。为了统一领导和加强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教育工作，1950年9月成立了军委军事训练部，肖克任部长。1952年12月，军委又决定成立军事学校管理部，继统一管理全军院校，张宗逊副总参谋长兼军校部部长。在军委军训部和军校部的领导下，全军在50、60年代掀起了以大比武运动为高潮的大练兵活动，并参照苏军的条令和经验，组织了以辽东半岛大演习为代表的常规条件下和核条件下的多种类型的军事演习。

　　大批军校的创建，军委军事训练部和军事学校管理部的成立，以及部队大比武、大练兵、大演习活动的展开，标志着我军教育和训练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教育和训练体系，使中国军队完全改变了凭经验和直觉进行指挥和作战的状况，使中国军人更多地运用技术、科学和思想作战。这适应了机械化军事变革的大潮流，为提高人民军队的军政素质，促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大力发展武器装备，建立了适应机械化军事变革的国防科技和工业体系

　　武器装备是战争中的物质手段，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虽然建立了一些兵工厂，但由于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生产的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远不能满足部队作战的需要。由于武器装备长期处于劣势，人民军队在战争中也因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因此，改变落后状况，大力发展自己的军事科技和工业，不断提高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成为毛泽东多年的夙愿。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的这一愿望表现得尤为突出。1938年2月，他在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建设国防工业，自制重武器与高武器，同时设法输入这些武器，以便能有力地进行防御的与攻击的阵地战，这是非常必要的。”同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 10月，他在《论新阶段》中进一步强调:“提高军事技术，增加飞机大炮战车等之数量与使用人材，……创立真正现代化的机械兵团。”然而，由于战争年代的条件所限，毛泽东的这一愿望还不能完全实施，直到全国解放后，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以及新中国的国防科技与工业发展才真正步入了快车道。

　　50年代，毛泽东不仅大讲军队现代化，而且在国家经济力量、科学技术和工业基础都还很薄弱的情况下，高瞻远瞩，从建设强大的现代国防的高度出发，果断作出了发展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战略决策，采取了许多推进我军现代化的实际措施和步骤。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讨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问题。并于同年7月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核工业建设的指导工作。总参谋部还于1957年制订了全军《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十年(1958—1967年)规划纲要》，用以指导国防科研工作。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国务院也先后成立了主管核工业的部门和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为进一步加强对对国防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50年代末，先后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和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工委)。60年代初，又成立了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列入军队编制。我国国防科研体制不断调整和完善，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毛泽东的关心、全国人民的通力协作以及国防科研人员的奋力拼搏下，我国的国防科技取得了震撼世界的辉煌成就。1964年10月16日按时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随后，我国又于1966年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国防科技事业的进步，既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尖端武器的国家之一，又有力地带动了我军常规武器装备的发展。从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进口和仿制苏式武器装备的同时，就有计划地开展了武器装备的自行研制和改进工作。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成立了科研处，负责筹划常规武器装备的科研工作，并陆续成立了若干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从1955年到1959年，我国先后新建和扩建了79个规模较大的军事工厂，建成后立即投入了武器装备的生产。通过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战线人员的努力，陆续研制生产出了大量陆、海、空军技术装备，不断改进了原有装备的性能。进入60年代以后，我国发展常规武器装备的工作逐步完成了由仿制到自行研制的转变。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研制包括步兵轻武器、压制兵器、反坦克兵器、舰艇、潜艇、飞机等在内的武器装备，自行研制的武器装备在定型的国产装备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加大。

　　我国国防科技与工业体系的发展完备，不但使我国的国防尖端科技从此迈入了世界的前列，也使人民军队的机械化军事变革大大向前推进，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应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世界信息化军事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