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武器装备在作战与建军两方面的战略地位与作用。

　　首先，将武器装备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人和武器的关系，是战争理论中的基本问题。毛泽东透彻阐明的人和武器的辩证关系，是其军事思想中的一个闪光点，其中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1、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2、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3、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和武器的结合。

　　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强大敌人，曾予以反复重申。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有备而来，武器精良，国内的“亡国论”和“妥协论”者见物不见人，陷入了机械唯物论的窠臼，对此，毛泽东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又指出，“中国武器诚不如人，但武器是可以人的努力增强的，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并将原子弹运用于实战，引起举世震惊，一时间，“原子弹决定论”甚嚣尘上，而毛泽东却立场鲜明地表示：“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

　　解放战争初期，面对受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所挑起的全面内战危险，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发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豪迈宣言，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世界核军事竞赛愈演愈烈，美国把原子弹渲染成“绝对武器”，当作推行霸权主义、讹诈别国的资本，朝鲜战争期间，曾公然威胁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对此，毛泽东不仅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出“藐视美帝国主义”的号召，而且在外交场合多次强调人的作用。试举两例，1958年9月，毛泽东会见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时谈到，美国“虽然有钢铁和原子弹，但是这些东西是拿在落后的人手里，拿在垄断资本家手里；他们一时耀武扬威，最后总是要垮下去的”。1964年7月，毛泽东会见亚非各国的人民代表，再次谈到，“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是人拿在武器手里，还是武器拿在人手里？当然是后者，因为武器没有手，哪个武器有手？”可见，毛泽东注重人的决胜作用，是一以贯之、坚定不移的。他的这一观点符合战争普遍规律，体现了革命者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长期以来被广泛宣传，为人们所熟知。

　　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毛泽东所谓战争决定因素的人，既是指广义的人心和人力，更是指有优良军事素质的具体军事人才。二是毛泽东既反对“唯武器论”，同时也反对“唯意志论”。

　　事实上，毛泽东在实施战争指导，探索中国革命战争客观规律的过程中，总是充分考虑武器装备的因素，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配合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适时调整军事战略，制定相应的战术原则，灵活运用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对此，朱德曾生动地总结说，我军是“有什么枪打什么仗”。此外，毛泽东还认为，武器装备的整体水平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主张改善武器装备，增强军队战斗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指出，“争取这种可能，迅速改变红军的技术条件”，“没有这个现代的条件，要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可能的，对于改变技术条件的消极是不对的”。抗战爆发后，毛泽东积累了与日军作战的实践经验，再次肯定“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事上必须有新式技术，否则反攻是不可能的”，并指出，我军之不足，首先在于“技术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如某些友军，这是八路军的基本缺点，也是中国军队的一般缺点。因此如何加强技术装备以便战胜敌人，成为八路军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严重任务”。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进军西藏、炮击金门等历次重大军事斗争活动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文电同样广泛涉及到了武器装备建设问题，他多次指出，充足的新式技术装备，对于战争而言，至关重要。所有这一切，莫不反映了毛泽东视武器装备为战争重要因素的思想认识。

　　其次，将武器装备视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条件武器装备作为军事活动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引领军事领域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早在建军初期己经萌生，随着历史实践逐步展开。

　　五次反“围剿”时期，各地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扩大红军运动，在建设铁的正规革命武装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巩固红军成为铁军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同等重要而为现时红军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军事技术的提高。这一任务的解决，在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日益采用新的军事技术的面前，对于我们是绝顶重要的”。抗战期间，迫于敌我实力的极度悬殊，我党制定了长期山地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但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指出，执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终将变成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要实现这一转化，“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前者除直接动员人民加入部队外，可采取集中小部队的办法；后者则依靠战争中的锻炼和提高武器的质量”，通过装备新式武器，进行武器装备建设，“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作战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大大减少其游击性，低级的将变到高级的，中国型的将变到世界型”。建国伊始，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挑起战火，我军与高度机械化装备的、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直接对决，新的战争经验使毛泽东的思想天平上进一步加大了武器装备建设的砝码。1952年7月，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这是因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而这正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翌年，毛泽东又在给总高级步校及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战术”，“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

　　正是由于有了思想上对于武器装备建设的高度重视，有了关于武器装备战略地位与作用的科学认识，在毛泽东的时代，短短数十年间，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横跨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前期的“小米加步枪”，尚处在热兵器的范畴。第二个阶段，是抗日战争后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逐步建设起来的诸军兵种合成的武器装备系统，属于机械化武器的范畴。第三个阶段，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拥有了“两弹一星”，掌握了独立自主的战略核力量体系，进入到核武器的范畴。其间，武器装备的原理、结构和性能发生了质的变化，武器装备的杀伤力、机动力与防护力出现了断代性的飞跃。武器装备发展之快，变化之大，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