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美援朝运动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规模空前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在增强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认同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贵州作为多民族地区，在这场爱国运动中，党和政府通过组织引导、经济动员和文化宣传，深入发动群众，使各族群众形成了基于共同命运、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的稳固共同体，不仅促进了民族团结，增强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与情感归属，也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和构建新型社会关系奠定了历史基础。

［关键词］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贵州

［作者简介］李安峰，历史学博士，教授，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彭丰民，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1BZZ0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出国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经此一战，重塑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使“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抗美援朝运动所激发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新中国在增强政治认同上的重要历史契机。1951年2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等运动的指示》明确要求：“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及爱国公约运动，应及时地和适当地在各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发动和开展，以便在少数民族中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加强爱护自己民族和祖国的认识与感情。运动的具体口号、方式和步骤必须适合每个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不可简单地搬运汉民族中的经验。”这一政策在多民族聚居的贵州得到了符合实际的创造性运用，在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抗美援朝史研究是学术界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经过多年研究，一大批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有力推动了抗美援朝史研究的发展。”然而，在既有研究中，尽管有学者探讨了抗美援朝运动在民族地区对中华民族认同的作用，但对多民族地区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缺乏系统性阐述。同时，近年来相关成果多聚焦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教育、物资捐献等方面，忽视了爱国主义教育中党和政府如何推动多民族地区广大民众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认同，进而构建起基于共同命运、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稳固共同体这一重要过程。基于此，本文以贵州这一典型的多民族省份为中心考察，深入探讨抗美援朝运动中爱国主义教育在贵州的实践。

贵州“民族众多，系全国8个民族省区之一”。其长期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凝聚的家族认同、地缘文化形成的地域认同、民俗传统塑造的民族认同，与这种民族多样性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贵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起点。

历史上，贵州的地理条件与多民族共生的客观现实，使得“在元代以前贵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处于自在、自为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得各民族群体在相对封闭的区域内，依托血缘、地缘、语言和独特的文化习俗，形成了比较有凝聚力的地方权力结构，构成了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础。明初，贵州沿袭元代的土司制度，有大小土司三百多个。从永乐十一年（1413年）起，便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改土设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贵州布政使司，遂致建省，成为全国13个布政使司之一。清代，“将‘苗疆’纳入流官统治”作为“改土归流”在贵州的主要任务，贵州“行省制进一步完善，中央政府通过直接任命文武官员对全省进行统治，土司被削弱或取消，结束了司府军卫并治的多元局面”。之后，“民国的军阀时代又进行兼并，国民党继承大汉族主义，再加压迫”，造成民族之间的隔阂，激化了民族矛盾。因此，正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各少数民族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得在民族地区宣传民族平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迫在眉睫。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贵州解放不久，土匪猖獗，谣言颇多，少数民族深居山区，不了解党的政策，思想顾虑甚多”。以炉山县（今凯里市）为例，“因受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和国民党的宣传的影响，‘苗族最初对我们的印象是恶劣的、可怕的、痛恨的’，干部在进入苗寨以后，往往被苗族骂为‘死客家’，同时，因为苗族‘怕官’‘怕王法’，这些汉族干部一进入苗寨，寨子里的苗族老百姓们就四处逃离，如临大祸”。为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密切中央人民政府与各民族的联系，1950年7月，以费孝通为团长的中央西南各民族访问团第三分团进入贵州。访问团在贵州访问期间，通过群众大会、座谈会、文艺演出和赠送盐巴、棉布等方式宣传民族平等政策，慰问长期受压迫的各族群众，深入民族村寨与群众互动、增进互信，对贵州民族聚居地区开展系统调查研究，并指导筹建了贵州第一个民族自治地区——炉山县凯里苗族自治区，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贵州的探索提供了实践基础。当时凯里自治区代表“杨光忠说：毛主席真是想的周到，他会派中访团（中央民族访问团）来看我们，送我们东西，在国民党时（做）梦也想不到。龙国光说：中访团到各村去打针医病，这确实是过去所不得见过的”。中央西南各民族访问团对贵州数月的访问，通过“自上而下”的主动接触，所到之处“各族人民莫不欢欣鼓舞，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人’”，成为沟通民族情感的桥梁，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和新生人民政权在民族地区的认同感，为抗美援朝运动中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贵州作为抗美援朝祖国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已经深入贵州一千四百余万人民的日常工作、生活和学习之中，其规模之大，是贵州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党和政府依据贵州多民族聚居的省情，将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入民族工作，通过组织引导、经济动员、文化宣传等形式，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和理念深入人心。各民族群众以空前的政治热情投身爱国主义生产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涌现出集体捐献“黔南号”战斗机、青年踊跃参军支前等生动事迹和刘兴文（苗族）等战斗英模，实现了全国性政治宣传动员、群众性志愿运动与民族地区治理的协同推进，加速了贵州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与新生人民政权认同的进程。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等运动的指示》精神，党和政府在贵州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没有简单地照搬其他地区的经验，而是在尊重地方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层级分明的行政网络，使国家权力和爱国主义教育延伸到基层，逐渐改变了多民族地区贵州的政治面貌。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国各族人民都受到了心灵的洗礼，每个地方的人民群众都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他们能够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踊跃投身保家卫国的运动，其中“关键在于建国后党和政府迅速建立了覆盖全国、有效运作的宣传和组织网络，使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指示、号召能够迅速畅通地传达到基层和偏远地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贵州逐渐构建起了“专区—县—区/乡—村寨”四级抗美援朝政治动员网，这种将党和国家意志融入其中的机构设置，极大地增强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权威性和有效性。1950年12月，省级层面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贵州省分会（简称贵州省抗美援朝分会），在该分会指导下，镇远专区、独山专区、兴仁专区相继成立了专区抗美援朝分会，辖区内的县、区/乡成立了抗美援朝组织，村寨成立了抗美援朝工作小组。例如，镇远专区12月成立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镇远区支会，“所辖各县都相继成立了这一组织，区、乡成立了宣传动员领导小组，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任主要职务，做到层层有人负责，层层有人抓。各级专门抽调了一批干部，组织了3万余人的宣传队伍，深入城镇和农村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动员活动，拉开了动员工作的序幕”。被誉为“天下苗族第一县”的台江县，“1951年2月，成立台江县抗美援朝分会，会长王子奎，各区、乡相继成立抗美援朝支会，村成立小组”。这种层层有人具体负责的四级政治动员网，使国家权力能高效地向贵州民族地区延伸，有利于将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意志传递到基层，实现对各民族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

依托四级政治动员网，党和政府进一步推动乡镇、村寨、家庭订立全覆盖的爱国公约，将国家意志转化为群众可感知、可操作的日常行动，成为组织引导群众落地见效的关键实践。“通过广泛深入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贵阳、遵义等专区各阶层人民积极订立爱国公约，纷纷表示以搞好生产、学习和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支援志愿军作战。”其间，炉山县明确提出：“宣传内容方面应结合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来宣传，应修订和检查爱国公约，号召增产爱国增产捐献，每人今年爱国增产大米6斤捐献”；黎平县中潮乡平坝村以“保证今年种的田细心薅两次，增产80%”，“组织互助组保证帮军人家属薅秧，薅棉花大豆等，与群众互助搞好今年生产”等指标，将互助合作提高粮食产量、巩固土地改革果实作为支援前线的具体行动。由此可见，从上级整体号召到家庭具体承诺，组织引导的触角已经深入各族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因此，“爱国公约除了对爱国捐献起很大推动作用外，它对生产、镇压反革命、反封建斗争、及日常工作、学习等均起很大作用”，的确是人民群众自创的“用以表示爱国决心和爱国行动的一种方法”。

在抗美援朝政治动员网的构建中，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尊重、团结、吸纳当地民族上层人士和知名人士，并发挥其独特的影响作用。这些民族上层人士利用在少数民族同胞中的声望和社会关系，将“国家主人”“保家卫国”等政治宣传口号通过话语转换，有机融入地方民众的传统信仰体系之中，起到了良好的动员效果。例如，新中国成立以前，苗族知识分子吴通明曾在黄平县担任过小学校长、山凯乡乡长，1949年11月黄平县解放后留任山凯乡乡长，1952年7月，“升任镇远专员公署副专员，在抗美援朝运动中，首先动员自己侄子报名参军，推动黄平县谷陇区征兵工作的开展”。此外，贵州也非常重视发挥民族村寨中较为普遍存在的“寨老”“里老”等的作用。1951年5月底，在接到首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征兵任务后，中共榕江县委、县人民政府随即进行部署，召开干部、积极分子会议，会后，各区、乡分别召开乡村干部会议和群众大会广泛开展忆苦思甜活动，而“对应征对象指定专人负责，充分发挥‘自然领袖’、‘青年头’、‘姑娘头’的积极性”。“锡利乡二村在‘自然领袖’王国先的动员下，几十名青年全部报了名”。这种运用当地民族特点进行组织引导的方式，对于打消人民群众思想顾虑、提高他们报名参军的热情有着积极作用。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当地民族上层人士和村寨“寨老”“里老”等的影响力，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当地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积极投身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斗争。

作为多民族地区，中国共产党以物质贡献和生产关系变革为抗美援朝经济动员的重要方式，通过爱国捐献、增产节约等具体运动与经济建设、社会改革一体推进，将当地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与抗美援朝前线作战紧密联结起来，使“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逐渐转化为对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在这场全民参与的抗美援朝运动中，贵州各族群众通过以下两个方面逐渐构建起后方与前线命运与共的连接纽带。一是将捐献行为作为爱国热情的重要体现。在广泛的宣传之下，贵州各族群众的捐献热情逐步高涨，原定的捐献目标被屡次突破。“贵定县平安彝族农民李永安捐献两万元（旧币——笔者注）后，他老婆又捐五升苞谷，并说：‘你捐你的，我捐我的，各是各的心意。’农民们说：‘增产捐献的办法真好，又爱了国，又发了家’”。“苗族聚居的丹寨，原计划捐献八千元（折新币），结果捐献了两万元，超过原计划百分之一百五十。兴义县永康布依族农民把1951年全乡增产的40029斤稻谷全部捐献出来，并亲自运送到县城仓库。”当地各族群众捐献的这些物资深刻体现了爱国主义意识，不仅在物质层面展现了民族间的团结互助，而且在精神层面形成了命运与共的集体意识。二是以增产节约运动夯实抗美援朝的物质基石。在深入广泛的宣传之下，增产节约与抗美援朝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各族群众将“保家卫国”的信念转化为“多增产一斤粮食，就多消灭一个敌人”的实际行动。在独山专区，制定了“在增加生产，提高工作，改善经营的情况下将所得的一部或全部捐献”的原则，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在镇远专区，1951年“粮食增产1.7万吨，多养牛15334头，猪34655头。1952年粮食又比1951年增长7%，耕牛增长5%，猪增长9.7%”。在遵义专区，“1950年全区粮食产量是13.4403万斤……1952年，粮食上升到14.9895万斤，比1950年增长1.5492万斤”。由此，形成了“增产—捐献”的良性循环。通过增产节约运动，不仅构建起相对稳固的战略物资保障体系，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除此之外，党和政府在贵州民族地区还通过土地改革、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贸易互相配合，构建起经济联动网，不仅保障了前线物资供应，而且还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其中，调整了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

党和政府将抗美援朝与土地改革相结合，在民族地区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通过土地改革将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各族群众，解决了其生产资料匮乏的核心问题，成为新生人民政权反封建斗争和社会改革的标志性成果，也为增强民众对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认同奠定了基础。据一位老人讲：“没收地主的土地给老百姓，特别是分给我们穷人，我们从此有了自己的地来种，有了饭吃，才知道共产党对我们好、毛主席对我们好！如是大家积极投身生产多打粮食，年轻人还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打美帝国主义”。可以说，“各项社会改革尤其是土改的进行激励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这种热情又在实际行动中转化为对爱国捐献、爱国公约、增产节约等运动的积极参与”。

党和政府将抗美援朝与基础设施建设一体推进，夯实了物质供给的生产基础。在安排部署抗美援朝工作时，贵州明确要求“在农村，必须大力开展冬季副业生产、大力兴修小型水利，大量积肥。用一切努力做好增产运动的准备工作”。贵州1951年“开挖灌溉渠710条，水塘257口。修筑水坝245座，筑防洪堤9道，使15.74万亩土地受益”。“从1950年起到1952年止的经济恢复时期内，为了逐步发展民族地区的交通，发展山区的经济和扩大省内的物资交流，在少数民族地区恢复公路231.43公里，改建公路339.63公里。新建公路409公里，新建里程占全省新建里程的53%。”贵州通过大力兴修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极大改变了贵州民族地区千百年来落后的生产生活面貌，实现了从建设到生产再到捐献的良性联动，使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转变为可持续的经济支援能力。

党和政府将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与发展民族贸易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兼顾国家统购和民族特需用品供应的贸易体系。“通过经济和贸易活动，把全国少数民族更亲密地团结起来，以巩固国防，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不受侵犯”。正因如此，贵州省人民政府将抗美援朝、巩固国防作为发展民族贸易的动力，并于1950年9月提出在全省民族地区发展贸易工作的任务。到1951年7月，“全省已有重点地在炉山县凯里区、晴隆县第二区、镇宁县扁担山区等地建立了将近一百个少数民族区的商店、代销店。除了进行推销和收购工作外，各地并对少数民族工商业进行了领导和扶助，以发展少数民族的贸易”。同时，党和政府积极扶持民族地区特需用品（如食盐）的生产，通过拨发专款和价格补贴等方式保证市场供应。这种定向购销的照顾政策，有效促进了民族贸易的发展和民族团结，也激发了广大群众“努力增加生产、坚决支援前线”的决心，既缓解了战略物资的短缺，又避免了民族地区的经济贸易因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而凋敝。

抗美援朝运动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实践，其价值不仅在于军事外交层面的战略意义，更在于开创了多民族地区爱国主义教育的独特形式。“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实际上是把抗美援朝这一国家的意志，变为中国民众的意志的运动。”而这种意志的转化过程，体现了对民族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创造，我们可以从贵州省丹寨县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典型案例中，去微观透视在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党和国家意志与地方文化习俗从碰撞到共生的过程。丹寨县以苗族居多，党和政府充分尊重并巧妙运用苗族的传统文化习俗与集体情感，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其中。

党和政府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通过组织“诉苦会”“控诉会”等形式，引导苗族同胞将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压迫联系起来，将反封建斗争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宣传融为一体。1951年“五一”节前后，丹寨县“全县七十四个行政村以村为单位普遍举行了控诉美、日、蒋匪帮罪行，同时结合控诉地主恶霸的罪恶，参加控诉会的群众约五万人，有的苗家一连参加几次控诉会”。同时，全县还“组织学校师生利用赶场天（贸易集日）上街为群众读报、扭秧歌、演话剧、唱花灯、画漫画、书写大幅标语、办黑板报、教唱各种抗美援朝歌曲”。这些宣传方式将抽象的意识形态转化为苗族同胞可感知的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地主恶霸的愤慨，使抗美援朝从国家战略转化为对旧社会的仇恨，极大增强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性。据一位苗族志愿军老兵回忆：“控诉会使我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变化，党和政府给我们分田分地，我们穷苦人终于有福了。但是，美国鬼子却要破坏我们刚好起来的日子和幸福的生活，我们绝不答应。因此，我更要去当兵，到前线去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鬼子，保家卫国。”

苗族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酒歌对唱”“爬马郎坡节日”等文化仪式，被注入抗美援朝的政治内涵。例如，在对唱中“如甲方唱‘为什么要抗美援朝？我们要如何来保家呢？’若乙方对答不出，大家都要笑他”。这就使原本用于日常交流的苗歌成为动员民众参军保家卫国的宣传方式，形成“甲方问抗美援朝意义，乙方答保家卫国责任”的互动模式。地方文化的此类创造性转化，既保留了传统的苗族文化，又适应了

爱国主义教育宣传的需要，使意识形态话语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人心。同时，当地政府将苗族传统的“火塘夜话”“寨老议事”等非正式教育场景，改造为制度化集中化的夜校、村学、民校等，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平。例如，丹寨县从1950年起共开办了79所冬学，参加学习的有1.2万多人，1951年7月，又由冬学改变为32所村学、26所民校以及9所乡办完全农村小学，使“广大的农民、家庭妇女、学龄儿童，特别是大多数苗族人民都得到了就学的机会”，在学习中既传授汉字读写，更通过“苗家教育苗家”的方式传播抗美援朝的爱国理念，如“龙泉镇场坝街民校苗家妇女王桂珍，经过半年多的学习，不仅能看简单的文字，并能向人讲述一些抗美援朝的大道理”。

在抗美援朝宣传动员网的建设中，宣传队既有效利用苗家“赶场”的周期性聚集开展流动教育，也利用节庆仪式开展规模性动员，使民族文化节庆与国家政治议程同步，最终形成群众广泛参与的盛大场面。如1951年5月1日，丹寨县“有2.85万各族人民参加举行抗美援朝游行示威”。据一位苗族志愿军老兵回忆：“抗美援朝的时候，解放军和当地干部大都在赶场的时候进行宣传，号召年轻人参军报国。解放军讲话的时候，怕我们苗家人听不懂，还请了当地干部在旁边用苗话和本地客话又给我们重讲了一遍，而且反复地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道理。”针对语言不通等问题，丹寨县“公安局宣传组以苗家工作同志当宣传员，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图画叫苗家看，一个个地用苗语解说，结合进行镇压反革命的宣传，亦取得很大的效果”。苗族同胞听懂后都说：“反革命分子就是美根子，不肃清他们，苗家就过不好安逸日子”。通过实现汉语和苗语的相互转换，意识形态传播深入人心，使爱国主义的政治话语获得苗族同胞的情感认同，提高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积极性。

总而言之，“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宣传教育工作规模之大，形式之多，方法之活，效果之好，确实都是空前的”。通过这些创造性的文化宣传教育，贵州各族群众逐步消除了“亲美”“崇美”“恐美”心理，树立了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出现了“村村欢送、人人赞扬，使参军光荣的空气形成全面群众性的参军热潮”。仅都匀县（今都匀市）“全县报名参军人数占适龄人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保证了全县一千二百四十名扩军任务的胜利完成”，为保卫祖国作出了贡献。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党和政府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深刻影响了多民族地区贵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更在深层次上促进了广大民众对新生人民政权的认同。这种认同的建构，是通过组织引导、经济动员和文化宣传的三者协同实现的，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基于共同命运、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的稳固共同体，重塑了个人、集体和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初步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整合。

1951年12月，毛泽东在《给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复电》中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政策，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为政治认同提供了制度支撑。而这些重要制度的构建与实施，“使得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能有稳固的政治地位，并能动员全国民众切实参与到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来”。由此形成了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与抗美援朝历史进程的双向强化效应，一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为抗美援朝提供了强大的组织基础，另一方面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又反哺于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认同，使贵州各民族逐步消除隔阂，实现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团结和对新中国的情感归属。

新中国通过基层民主选举、民族代表会议等制度设计，使各民族首次以平等政治主体身份参与国家事务，真正成为国家主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党和政府以“保家卫国”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纽带，“将长期处于政治边缘的民族纳入国家政治生活，由此提升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使他们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感”，进而自觉地将个体责任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参军支前运动中，贵州苗、侗、彝、布依等族青年突破“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将参军视为翻身做主人的爱国行动，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踊跃参战。在黔东南，“10万青年争先报名参军，两万黔东南籍志愿军赴朝参战，涌现出2000多名功臣，361名优秀儿女献出了生命”。贵州各民族翻身做主人的身份转型，既体现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各族青年踊跃参军的实践方面，也通过爱国公约的订立、诉苦大会的开展等日常活动，将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认同融入生活，形成公民与国家间的责任联结，最终完成从被剥削压迫者到国家主人的历史性跨越。

抗美援朝运动中，贵州各民族将物质贡献转化为国家利益的存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八个字，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把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主义邻国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紧紧联结在一起，能够深入人心，深得民心，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使我们党的决策为群众所掌握，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增产节约运动、捐献运动等具体爱国行动中，党和政府创造性地将个体劳动赋予了支援前线的崇高政治意义，使个体的物质贡献成为表达爱国情感、践行公义精神的重要体现，实现了其物质观念从个体到集体的转化，激发了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无私奉献的自觉性、主动性。因此，贵州作为多民族地区，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尽管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全省仍捐献给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慰劳代金27亿元，捐献战斗机26架，超任务10架”。这些难能可贵的爱国捐献，充分展现了这一利益共同体凝聚的有效作用。

土地改革的完成，从根本上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各族群众将生活改善归因于国家制度优势，进而形成“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集体意识。1951年4月，在麻江县碧波乡举行的庆祝农民翻身大会上，农民潘应培说：“过去国民党拿我们当牛马，今天我们翻了身，一定要好好做活路。”农民们纷纷表示：“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决不能让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打来”，又商议订出了爱国公约，内容包括“加强团结”“保卫土地改革成果”“永远跟着人民政府、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坚决执行政府法令”等内容。在炉山县的土地改革中，“军属一般都得到照顾，平均都分得好田”。因而，“土地改革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一致的运动”。作为变革生产关系的一场农民翻身运动，土地改革让贵州各族人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尤其是获得土地的军属，他们从内心深处感恩“毛主席和共产党”，仇视美帝国主义，进而要搞好生产、踊跃捐献、支援前线。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文化宣传使爱国成为贵州各族群众的共同价值追求。例如，芦笙曲调中融入《志愿军战歌》旋律，使传统艺术成为“保卫新中国”的情感媒介；苗家“招龙”等习俗被用来作为宣传抗美援朝和讲解民族政策的动员仪式，实现了地方性集体记忆与国家宏大叙事的结合。更具深意的是英雄叙事重构，抗美援朝战斗中涌现出的贵州籍英雄刘兴文、龙世昌、戴华荣等事迹，被表述为中华民族反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精神延续，其个体生命史由此升华为多民族的共同记忆。1951年10月25日、28日、29日，《新黔日报》分别刊载《苗族人民的好儿子》《为苗族争光》《青年的勇士刘兴文》等诸多报道，被各族群众口耳相传、广泛传播，不仅强化了贵州各族群众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情感联结，也推动了抗美援朝精神在全国范围内的共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此外，抗美援朝运动期间，电影放映队等新型传播媒介突破了山地社会的阻隔，将朝鲜战场与贵州民族村寨置于同一时空，使“保家卫国”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触及的集体命运。例如，从1951年2月起，贵州省文教厅电影队深入农村放映影片，4个月教育80多万观众，“经过电影教育，群众政治觉悟提高，生产积极性增强，广大群众对于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祖国的热爱更加深切”。又如，当家乡同胞们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写去数以万计的慰问信时，亲切的话语消弭了地理距离，而信中关于“我们穷人得到了今天的好日子，是与你们在前线的牺牲流血分不开的”的话语表达，唤起了情感共鸣。“总的来说，抗美援朝运动对民众社会心理的调控与把握是非常成功的，这是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抗美援朝运动给今天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

抗美援朝运动让贵州各族人民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凝聚成了基于共同命运、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的稳固共同体。因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抗美援朝运动，贵州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热爱和认同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与高度。正如苗族人民所吐露的心声：“我们热爱我们的领袖毛主席，也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因为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祖国是我们的‘民族大家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共同体的形成与塑造过程，本质上是政治主体性、经济利益共同体与文化价值认同的系统性协同再造。

组织引导奠定政治认同基础  “抗美援朝运动，就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赋能’运动，赋予群众‘政治能量’‘经济能量’和‘文化能量’，并在此过程中，国家意识、中华民族意识、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各族群众中滋生、发芽和壮大”。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将民族地区与战时动员体系有机结合，通过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各族群众从心理上产生了对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认同。

经济动员提供物质支撑  通过签订爱国公约和增产节约运动，将个人劳动成果转化为国家战略物资，“群众踊跃交公粮，每挑谷子插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小旗”，形成了“保家—卫国—利己”的认识。从生产动员到资源合理分配，再到群众发自内心拥护党和政府的良性循环，为强化各民族的政治认同奠定了物质基础。

文化宣传实现价值再造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党和政府针对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宣传，充分运用民族传统文化形式与传播媒介相结合，通过各种活动场合的宣传，逐渐形成了超越地域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框架。党和政府在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通过组织引导、经济动员和文化宣传，从整体上推动了多民族地区广大民众对新生人民政权的认同，形成了“保家卫国”爱国主义旗帜下的良性互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历史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