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性与思想性问题

从胡乔木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强调的主要是志书的科学性问题。科学性应是新方志的终极追求。方志科学性的外延十分广阔，涉及体裁、内容、方法等各个方面，但这种科学性主要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客观性，二是思想性。二者不是像纂辑派和史料学派认为的那样，是绝对对立的两极，而是一种辩证关系。

科学首先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所以志书首先将客观性放在第一位。所谓客观性，一是指志书要反映客观实际，包括地方历史过程的实际和现实地情；二是要反映这种历史过程的规律和现实地情的特点。反映地情的实际必须依靠资料，但不是为了反映资料，因为资料只是反映客观情况的媒介，而不是客观事实本身。科学是运用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是思想的成果。l888年，达尔文曾给科学下过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方志主要是用来记述地方自然与社会情况的，是关于地方自然与社会情况的知识体系，方志的价值体现于对地情的理性思考，体现于对地方历史规律和地情特点的认识，还体现于在认识这种规律与特点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志书的根本目的却在于：发挥人的主体性，科学认识人所面对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确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科学关系，以及人的主体地位，确定人与社会的发展方向，在完善自己、完善社会的过程中改造自然，从而推动人与社会的发展。方志是对地方现实情况的认识，也是对地方历史发展的反思。当今社会正处于经济社会向智力社会转型的时期，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中轴作用”更加突出，人的思想的影响更加扩大，理论思维的作用也更重要。相对于事实和资料来讲，科学的思维更为重要，无论史书还是志书，将其学术目标局限于叙事，可谓等而下之；局限于汇编资料，则更为不当。章学诚讲“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以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已昭焉，言理而事已范焉。”“所谓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这种识见是高人一筹的。方志是地情记述，叙事性是本质特征。但自宋以后，方志是否仅仅是叙事，就是争论的焦点。李文藻之所以主张只“纂旧文，不著一字”，是因为他认为志书不过“欲存故实而已，非有褒贬与夺之法也”。只“存故实”，靠抄书自然可以满足。但问题是修志尤其是今天的修志是否就是为了“存故实”?资料是志书的骨肉，是志书的基础。章学诚讲，志书是“事者其骨，文者其肤，而义者乃其精神”。

历史上许多学者认为著书就是要体现一种思想，即所谓的“义”，如罗愿主张的“微旨”便是。章学诚更深恶志书“猥琐繁碎，不啻市井泉货注簿，米盐凌杂……”。因为他主张“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文案簿牍非不详明，特难乎其久也”。“断之以义，书乃成家”。“近代渐务实学，凡修方志，往往侈为纂类家言。纂类之书，正著述之所取资，岂可有疵议。而鄙心有所不能惬者，则方志纂类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义”。志书奉献给人们的不应仅仅是“故实”，更不应是过去的文献资料，而应是对于地方历史发展与地方情况的科学认识。胡乔木所以提倡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和新体例修志，所以要求“新方志要比旧志增加科学性和现代性”，其原因就在这里。胡乔木曾强调，要把修志作为学术工作来抓。学术，就是人们针对各种问题，追求正确的理性认识的过程及成果。它以正确性、深刻性、创新性为目标，而不以存旧为目的。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旧史有“四弊”、“二病”、“三恶果”，其中的弊病就有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李铁映在第三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推出一批符合时代要求，具有很高科学水平和重要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的志书。”这是对第二轮志书的根本性要求。陈桥驿认为，当前志书的主要问题是学术品位不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与片面强调志书的资料性和述而不作有直接关系。编写志书的目的是给人以地情信息，给人以思想，给人以启示。志书就其纵向记述而言，是一种历史，所以也要遵从历史学的一些学术追求。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反对将历史写成事件的历史，因为事件绝不重复，重要的是注意历史时势和潮流，给人以理性启发。史学家顾颉刚也反对史书“条列史实，缺乏见解”。既然历史不仅是叙事，方志更不应该仅是资料，志书应该是一个反映地方情况的全面的、科学的全新的知识体系。资料只是叙述地情、体现地情特点及地方发展规律的依据，是修志必须掌握的东西。但资料只是叙事和思想的原料，志书给予读者的不应是这些东西，或主要的不是这些东西。

方志史上的纂辑派、考据派及历史学上的实证学派的共同特征，是他们往往专注于个别事实、个别文献资料，却放弃了历史的整体联系，并且无视历史学中的主观因素。笔者认为，志书要科学记述地情，反映地方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必须兼及方方面面的联系，必须作全面分析，直到最终做出自己的判断。科学不是一般零散的知识，它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这也应该是方志所追求的科学性的重要目标。宋朝林虑认为志书的记载应使地方“千数百载之废兴、千数百里之风土，粲然如指诸掌”，缺乏系统性，就实现不了这个目的。居今之世，方志已成为一地自然与社会的全面记述与综合研究，其内容的深刻性就成为突出要求。英国史学家麦考莱指出：“完美无缺的历史学家，应当是把一个时代的性质和精神在自己著作中具体而微地展示出来的人。”

这种展示，单靠资料和零散事实是不能实现的，必须使我们的志书成为一个科学的知识系统，而不是资料的堆积。

方志应该是一地情况的全面、系统的反映。而且这种全面、系统的反映，是要反映事件的因果关系和地方历史发展规律，因为规律是指客观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但方志界所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自首轮修志开始，包括胡乔木在内的一批理论家反复提倡志书要反映地方历史发展规律，要追求科学性和现代性，但由于对资料性的过度强调和对主体意识的回避，这种目标和追求实际上被抵消了。正像胡乔木指出的，方志“不是理论著作”。但它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地情叙事，既然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就必须有分析、有研究、有观点、有思想。方志应该提供对地情的科学认识，给人以科学的思想启示。近年来，史学界经常讲要有问题意识，实际志书编写也应该有一种问题意识。所以不能只是简单叙事，更不能搞成简单的资料汇编。

方志的编写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与价值观的建构。纂辑派之所以主张修志“仅用纂录”，资料派之所以主张修志只是汇集资料，根源在于他们排斥价值判断。傅斯年就说：“使用史料时……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历史是对人类活动的记载与评价，人们从历史评价中获得教训，借鉴历史反观现实，这就是“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的真实意蕴。同样，志书在记载地方历史发展过程时，也不能回避价值判断，回避了价值判断，也就失去了志书的现实价值。对于地方其他情况，同样应有特点的分析和优劣的判断，不然，志书一样没有价值，没有科学性。

修志是一种文化传承，志书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中华民族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修志是思想的回忆、总结与发展。今人胜古人的奥秘就在于：后人总是善于继承前人的成果和事业，发现新问题，立足于新的时代高度，不断提高认识水平。修志不但是记事，也是文化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构。这是志书的功用所在，是志书价值所在，也是志书的科学、思想追求，是科学性、思想性的体现。科学是通往预期目标的桥梁、是联结现实与理想的纽带。科学的探索是为了实现预期的目的，创造人生的高价值，开拓精神的高境界，实现人和社会的大发展，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方志所追求的科学性也正在于此。

方志界一直提倡修志是为资政、存史、教化，对汇集资料的功能主要是在存史方面，在其他方面很难拓展，将方志定位于资料汇集，其结果必然是对方志功能的压缩。

(联系地址：河北省沧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邮编：06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