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之所以说方志是资料，是因为古代有一种靠汇辑文献为志的修志方式。古人以好古博物为尚，以记诵多闻为高，反映到修志方法上，便是广搜博辑，抄录成书。而这种修志的结果，也使志书如同类书，只能用作资料。到清代中期，受乾嘉学风影响，志书编修中的汇辑考据之风也比较盛行。但这种做法同样遭到时人否定，如焦循就说：“果使纂录之书可以千古，则是卫浞之《礼记集说》高出康成、李防之《太平御览》，贤于杜佑矣。”他认为资料汇集是不能与著述相比的。即使是乾嘉学人，也认为稗贩资料是陋儒之行，他们追求的仍是他们心中的学理和道统。钱大听说“志无论小大，皆道之所在”。他赞扬《太仓州志》“于地方利病，剀切言之，洵非率尔操觚”。认为志书关系国计民生、有益于地方政治。他推崇陈耆卿不死拘于资料，“断之以理，而折之于人情，洵得著书之体，而为后代法”。桐城派大师鲁九皋则主张志书应是“篇篇成文”的著作。而对纂辑、考据之弊有深刻认识的章学诚则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指出了靠纂辑资料修志的弊病。章学诚认为，考据和纂辑之学“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但知聚铜，不知铸釜”，是“竹头木屑之伪学”。他主张志书应与史书一样，是“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他深痛志书“外史规矩荡然，摘比似类书，注记似簿册，观者茫然，莫知其宗旨”；“方州之志，删取事略，区类以编，观者索然，如窥点鬼之簿”。认为志书“其体自有轻重，不可守纂类名目，以备一方文献之全”。章氏以为，方志不是资料汇编，“一方之志，将记一方之事也”。“志者，识也，文士华藻、胥吏案牍，皆不可以为志……”。“近代渐务实学，凡修方志，往往侈为纂类家言。……方志纂类诸家，多不知著述之意”。章学诚终其一生都致力于解决志书著述性与资料性的矛盾。在编写《和州志》时，他设立了《文征》，将诗文资料分立于志书之外；在编写《毫州志》时，又设立《掌故》，将制度文献分立于志书之外；晚年，又将这些主张总结为《方志立三书议》。梁启超指出，“向来作志者皆将‘著述’与‘资料，混为一谈”，“实斋三书之法，其通志一部分纯为‘词尚体要、成一家言’之著述，掌故、文征两部分则专以保存著述所需之资料。既别有两书以保存资料，故纯著述之通志可以肃括宏深，文极简而不虞遗缺”。应该说，章学诚已经认识和解决了方志资料性与著述性的矛盾，而今人识见反不及古人，笔者很难理解。
将资料的搜集、考证、编排和提炼作为治学的最高追求，并非方志学界的发明。19世纪的德国史学家兰克，就主张史学家之基本职责在于搜讨、考证和编次史料，“让史料自己说话”。继承兰克衣钵的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和瑟诺博斯认为史学就是史料问题。在中国，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更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认为：“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提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
无论是方志史上的纂辑派，还是史学史上的史料学派，都将史料的比较、考订、排比、编纂作为自己的学术目标，都否认历史与现实有任何规律可言，都反对对历史与现实做理性思考，更反对在这些方面有任何思想建树。在兰克看来，历史研究的对象只是变动而不可重复的人物事实，史家之能事，仅在考证史料，如果说其问有什么因果关系，应由哲学家去探讨，史学本身并不能发现有关社会发展的规律。朗格诺瓦和瑟诺博斯反对历史受理性和规律支配的观点，认为历史是若干局部偶然之事实，无所谓理性，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傅斯年同样否定历史规律和因果关系的存在，他说：“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历史只有特殊性和偶然性，“历史无定例，天演非一途，故论史宜乎不可必、不可固也”。由这种观点出发，他主张“不以史观为急图，纯就史料以探史实”，“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因为认为史学就是处理史料，反对对历史的理性思考，排斥史观和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傅斯年进一步发展到反对“著史”，史书的著述性也被否定了。在中国史学界，史料派的主张一经提出，便受到许多史家的质疑和批评。史学家钱穆认为，整理史料、考辨史实只相当于传统史学的记注之学，不是成一家之言的撰述，治史不应以排比、整理、考定资料为目的。他甚至抨击史料派“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王国维指出：“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
可见，资料再全面也不是系统的知识，资料考证再精确，也不能反映新的知识背景下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新认识。资料只是认识的媒介，不是认识的结果。只要认识不出现错误，就科学性而言，新的认识总比旧的资料更科学，不能将资料性作为志书的终极追求。有鉴于此，将志书性质确定为资料性，将志书科学追求局限于对资料的考证、取舍与编排是没什么逻辑可言的。资料与志书、资料工作与志书编写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志书编写必须以资料为依据，也必须经过资料工作的过程。但是，修志绝不能只停留在资料工作阶段，志书也不能仅仅是资料的汇集，志书要实现其科学追求，必须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科学方法，科学分析和认识地情，并将这种认识写成科学的著作。我们一直强调新志书要反映规律，要有新观点、新思想，要用新方法、新体例修志，但我们对方志性质和体裁的认定却似乎要回到纂辑派和史料学派那里去，这种矛盾现象值得认真对待。
民国时期，随着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对于志书的性质、功能学术追求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方志学家甘鹏云认为修志的目的不是汇集文献资料，而是对地方社会情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全面记录。他说：“今修方志与往日宗旨略殊，社会之变迁、经济之状况、人民之生活、政治之设施，皆所宜详，不徒表章文献而已。”梁启超等人甚至把修志提到了科学研究的高度来认识，他说：“方志之学非小道也。”因为它是对于国家情况的“部分的精密研究……故方志者，非一州一县文献之寄而已”。李泰棻则说：“方志者，乃记载及研究一方人类进化现象。”吴宗慈认为方志是“专门不朽而切合时代之创作”，“若今方志所重在实学，仍为一切民族社会经济与科学问题”。在他们看来，方志是对地方情况与历史过程的研究，是运用各种现代科学思想和手段，对地方情况的分析、认识和记述。
对于新志书来说，其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和新体例为特征的思想性。编修新方志，就是对地方历史过程和现实情况的新思考、新认识，而这种新思考、新认识是用来为人的活动和追求提供启示的。主张志书是资料编排的说法，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其结果都是排除了这种新思考和新认识。新志书提供给人们的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地情认识，不是初级资料。将志书定位于资料，实质是认为志书是初级产品。志书含有大量地情信息，能为其他研究和著述提供资料，胡乔木说“地方志应提供一种有系统的资料”，就是就这种功能而言的。但同许多文献一样，能为其他研究提供资料的书并不能确定其本身是资料。
作为知识和思想成果，志书应是科学的著述。资料是形成知识、思想的原料，无资料的支撑，著述就是空话。但从资料到著述又是一种质的飞跃。著述是在充分掌握、分析、运用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主体的积极思维，形成的新的知识体系。著述虽然依靠资料而形成，但一旦成为著述，它就不再是资料。章学诚早已对资料与著述的关系与区别作过详细论述。在《与林秀才书》中说：“为今学者计，札录(即摘录资料)之功必不可少。然纯为功力，而不可为著作。”对摘抄编排文献资料所成的书，章学诚认为：“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将修志局限于汇集、考证、编排资料，必影响其著述性，其教训是深刻的。所以梁启超在谈到传统修志时说：“方志中十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抄撮陈案，殊不足语于著作之林。”梁启超的话指的正是方志相承几百年的积弊，其言足以发人深省。
胡乔木的话是针对当时志书的空泛议论和宣传色彩讲的，不是对方志性质的判定。而且，当时新方志的编写尚在初期阶段，方志学研究还不甚深入，不能苛求任何人包括一些理论家对方志性质作出绝对科学的判断，也不能以这种判断作为判定方志性质的绝对依据。胡乔木方志学思想的核心应该是他所提倡的科学性和现代性。而科学性、现代性的内涵则是指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和新体例编写新志书。既然用新观点、新方法、新体例编写志书，就不是像纂辑体志书那样仅仅是抄书，而是借助新材料，用现代科学方法去认识和记述地情。我们在理解胡乔木讲话时，不应放弃其核心部分，而夸大其研究不甚深入的部分。而且也应看到，当时对方志资料性问题也有不同认识，如来新夏教授指出：“地方志需要全面反映资料情况，但却不是不加任何论述的资料堆砌。……它的论述应该是寓论断于叙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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