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和边疆地区，修志与内地省份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一定的敏感度。首轮修志，您在这方面有哪些感受，做了哪些工作?

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世居民族有13个，有5个民族自治州、6个民族自治县、43个民族自治乡。在民族地区修志，既有难度，也具备有利条件。

新疆和平解放以来，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形成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各族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社会安定和谐。这是我们修志的极好前提。

1984年9月，全国民族自治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全国的地方志专家学者聚会乌鲁木齐，给新疆的方志工作者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会议对于编修民族自治地区地方志的重要意义和所应注意的问题，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进行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慎重处理边境问题等等，都有详尽的发言。这些对我们来说，可算是及时雨、雪中炭。

新疆解放以后，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专家学者．。他们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才干，可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自1984年起，历届主任均由自治区主席兼任，他们亲自主持编纂委员会会议，关心过问修志工作。各地、州、市、县的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一般也都由行政首长兼任，大都为少数民族同志。有他们主持工作，便于很好地处理修志中所涉及的民族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维吾尔族素负盛名的学者乌依古尔•沙依然同志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修志工作最早的发动者。在1981年全国第一次地方史志会议上，他被选为常务理事。他积极向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议，在新疆开展修志工作。他长期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是新疆地方志工作的主要决策者之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修志以汉文定稿，便是他决定的。原总编室的第一名维吾尔族干部也是他亲自选调的。他认为：“在历史上，民族之间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出现过统一，也出现过分裂，但是，各民族之间最终还是互相吸收，互相依存，越来越接近，从而共同缔造了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伟大国家。这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编修志书，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反映这种历史主流，以促进民族团结。”

乌依古尔．沙依然等一大批少数民族专家学者，对新疆各民族历史坚持正确态度和认识，非常有利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志书的编纂。

从修志之始，我们便注意把握以下两个关键：一个是，强调志书必须具备增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的功能，要着重记述民族团结的事迹，着重记述各族人民共御外侮、保卫祖国边疆的历史。用这些记述教育人民，以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每年5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都要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有些地方，修志人员将这类历史掌故编印成册，常成为当地十分抢手的学习资料。另一个是，在修志工作中，强调贯彻“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相互离不开。我们规定，志书以汉文写出初稿后，必须译成维吾尔文(在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等民族自治州、县，则译为自治民族文稿)，广泛听取少数民族同志的意见，才能定稿出版。同样，以少数民族文字写出的志稿，也必须译为汉文，征求意见后再定稿。《哈密县志》稿译为维吾尔文后，在乌鲁木齐工作的哈密籍维吾尔族干部非常高兴，积极提供意见。《柯坪县志》主编阿布都沙塔尔同志，是一名懂汉文的维吾尔族干部，他以维吾尔文写出志稿后，又译为汉文，在汉族同志的帮助下，修改定稿，再自己译为维吾尔文，维吾尔文、汉文同时成书。《柯坪县志》是一部完全由维吾尔族干部撰修的志书，曾获全国志书评奖三等奖。在少数民族干部任县志编辑室主任时，大多聘请汉族同志担任志书主编。在汉族干部主持修志时，他们懂得必须配备少数民族干部，重视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尤其是搜集和记述境内少数民族的来源、语言特点、风俗习惯等方面，离开了少数民族同志的参与，就有可能闹笑话。

修志工作中充分发挥新疆民族自治地区修志的有利条件，牢牢把握修志中的两个关键，是新疆修志工作顺利进行的主要原因。’

问：《新疆年鉴》由地方志机构编纂始于l985年，这在全国是比较早的。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工作刚起步，编纂《新疆年鉴》第一步是怎么迈开的?维吾尔文、汉文《新疆年鉴》的出版发行，在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中有何评价?

答：l982年8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关于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建议》就已提出，各省从当年起编纂地方年鉴。我们在1983年的《新疆通志》编纂方案(草案)中，曾提到打算从1986年起编修年鉴。

1984年初，有几件事促使我们把编修年鉴这个设想提前实施：一是对地方志工作的难度有了进一步认识。地方志修纂流程较长，5年之内可能出不了书。这么长时间没有重要成果，怎么引起各方重视?工作局面怎么打开?要钱、要人、要办公条件怎么能要得来?而要早出成果，只有编年鉴。二是如果编年鉴，其第一册最好在1985年10月1日前出书，向国庆36周年、自治区成立30周年献礼。献礼项目容易得到批准，工作较易开展。三是一位我在新疆日报社工作时的老同事此时退休，他对年鉴有“家学渊源”，谈起年鉴，兴趣盎然，极愿意来帮忙。四是我们有一名干部从内地学习回来，他介绍了河南修志机构编纂年鉴的一些操作经验，大可借鉴。

1984年3月，我们关于编修《新疆年鉴1985》的请示，很快得到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批复同意。批文要求“各地、自治区各单位和生产建设兵团指定专人按时完成撰写和组稿任务”。这个批件很权威，使年鉴开创工作进行得很顺利。l984年5月，我们召开了第一次年鉴撰(组)稿人会议，就年鉴的性质、作用以及《新疆年鉴1985》的体例、撰稿人的任务等等作了说明。会后，我们派人到自治区各委、办、厅、局与单位领导一起制订条目计划。对于各厅局已完成的工作，要求较快写出稿件；将要完成的工作，要求定出交稿时间。他们的工作还在计划中，我们就已跟在后边催稿了。9月，我们又召开了第二次撰(组)稿人会议，拿出几篇稿件，讲解修改的原因，要求撰稿人去掉套话、空话，挤干“水份”，保留资料。1985年8月，《新疆年鉴l985》正式出版，并从此做到“年鉴年见，当年就见”。全书100万字，布面精装套塑，甚为精美。这一年8月底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的全国年鉴首次会议上，能拿出1985年刊的年鉴只有4部，《新疆年鉴》是其中之一。

《新疆年鉴》的出版，起到了以下作用：一是实现了向国庆36周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献礼的目标。参加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中央代表团的成员和各方来客都得到了一本《新疆年鉴》作为礼物。正在新疆访问的著名翻译家、学者戈宝权先生给年鉴写来字条，称赞《新疆年鉴》编得好，使他全面了解了新疆。二是年鉴的编修，在当时的确起到了为地方志工作打开局面的重要作用。在精简机构声浪中，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升格为厅级实体，人员增编，经费增加，都与此有关。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同志著文肯定《新疆年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和好评”。一些领导同志来新疆工作，下车伊始，便索要全套《新疆年鉴》。三是《新疆年鉴》相当于自治区的全面政绩公报。自治区各委、办、厅、局，自治区各地、州、市(1986年起，还包括县)通过年鉴逐年向社会公布工作业绩。年鉴编辑部向各单位组稿催稿时，有的厅局领导开玩笑说：“你们就像是上级派来检查工作的督导员”，他们认真对待年鉴条目的编写。每年年鉴的组稿人、撰稿人(作者)多达数百上千人，是众手成鉴。四是为地方志干部提供练笔机会。当时地方志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工作人员还不知道这种资料性文献如何写，年鉴的编纂给大家起了示范和练笔作用，也增强了修志的信心。

《新疆年鉴1986》起，改用新五号字排印，篇幅增加不多，但字数增至l80万。在概况部分增加了全自治区各县的概况，在附录部分增加新疆文献题录，是研究新疆的重要文献索引。特别是增加新疆工商企业一览，第一次全面介绍自治区各地较大的工商企业，使年鉴与工商企业挂钩。《新疆年鉴1986》印6500册，出书后，很快销售一空。我们被迫在《新疆日报》刊登广告，加价回收，以应急需。

《新疆年鉴》是新疆历史上第一部年鉴。它的出版，在新疆形成年鉴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年鉴》、《喀什年鉴》、《统计年鉴》……众多年鉴纷纷接着出版。到200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有地方年鉴、专业年鉴近60部。

还有维吾尔文《新疆年鉴》出版。在当时的新疆出版界，汉文书籍出版后，它的维吾尔文译本往往要滞后一年甚至数年。《新疆年鉴》既要求汉文的“当年就见”，维吾尔文版出版时间也不能拖后太久。l984年下半年，在年鉴条目编辑过程中，凡汉文条目定稿一篇，便立即复印交维文编译室征求意见并翻译定稿，随即送去排字。“流水作业”式的编辑方法，大大加快了维吾尔文《新疆年鉴》的出书时间，当时大约只滞后汉文版半年(现在则约为2个月)。这是我国唯一一部以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年鉴。这样一部大型工具书，其出版速度超过了一般维吾尔文书籍，而且连年出版，维吾尔文《新疆年鉴》成为许多维吾尔族干部案头必备书。1999年10月18日，在北京革命博物馆举办的全国新编地方志成果展上，维吾尔文的《新疆年鉴》与志书成为展品中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