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侯桂红，历史学博士，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100875。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现代管县派出政府制度研究（1932～2002年）》（13BZS10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财政学认为，一级财政的条件包括一级事权、一级独立预算、一级国有资产产权、一级税收立法和管理权限、一级举债权、一级预算外资金管理权；财务指除了有预算外资金管理权外，其余均没有（参见陶勇：《地方财政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行政管理学认为，财政是指除了组织预算收入和安排预算支出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资本性投资支出形成的国有资产，以及因政府的财务、财政活动和行政的对内对外的债权债务管理活动，而财务仅局限于政府及附属单位的预算资金活动（参见夏书章主编：《行政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②专区专署是实行于1949～1966年间的省级派出政府，负责检查、指导县级工作，其辖区称专区。专区设专员公署（简称专署）、地委、群众团体，不设政协和人大。相对于省、县的实级，专区专署称为虚级，至今仍以地区行署的形态存在于少数边疆省份。

　　③专区专署制的相关研究包括刁田丁编：《中国地方国家机构研究》（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吴越：《省县之间建立地（市）级政权的主要根据》（《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3期），毛寿龙：《中国地级政府的过去与未来》（《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华伟：《地级行政建制的演变与改革构想》（《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翁有为：《专区与地区政府法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王续添、刘良：《省县之间的治理空间与制度连接：现当代中国的专区与地区政制》（《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11期），王珂：《当代中国专区制度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11年博士论文）等。

　　一级政府有一级财政①。1949～1966年间，伴随专区专署②的性质（地位）由派出政府变为正式一级政府，再变为派出政府，即发生了虚—实—虚的变化，河北省专区专署的“财政”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其中1949～1957年为财务时期，1958～1966年为财政时期。对此课题进行研究，不仅是了解专区专署运作实况的重要方面，而且是管窥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管理体制演变的窗口。目前，有关专区专署“财政”的研究成果鲜有面世③，笔者以河北省为中心进行初步考察与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财务时期（1949～1957年）

　　1949～1957年，专区专署是省的派出机构，没有建立一级财政。1949～1952年，中国地方财政实行大行政区、省二级制，“专署及县（市）的财政，列入省财政内”［1］；1953～1957年，大行政区撤销，实行省、县二级制，“专署级的预算列入省预算内，为省的单位预算”［1］（p.64）。1958年以前，从中央到地方均没有关于专区专署收支结构的任何规定，而这一时期所谓的专区专署“财政”实为财务，即经费收支。

　　（一）财务支出——以薪资和公务费为主体的经费支出

　　专区专署的经费支出由个人经费和公用经费组成。个人经费指工作人员的薪资、福利费、退职金、退休金等。因1960年以前，很少有到达退职、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退休［2］）的工作人员，因此基本无退职金、退休金支出，1960年后，此项支出有所增加。福利费的款额也不多，原因有三个：一是因为中央的拨款比例较低，1954年初，制定福利费制度时规定按每人每月8分（原档案如此——引者注）拨给专署［3］；1956年后改按专区级（包括专署、地委和群团）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拨给专署，当年规定为5%［4］，1958年降为1%（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人事局编：《河北省国家机关财政人事法规汇编》，1958年，第107～109页。）。二是河北省又调低了中央的拨款比例，如1954年就减为每人每月6分半［5］。三是河北省还从应拨款中抽取了一部分作为全省调剂，如1956年“从各专、县应拨的福利费总数内留出3%，由省统一掌握，作为对严重灾区调剂之用”。［6］所以，河北省专区专署的福利费和退职金、退休金较少。

　　薪资是专区专署个人经费中的经常性和大宗支出。专区专署财务时期，中国的薪资制度有两种：1949～1955年实行供给制，1956年后改为职务等级工资制。不同制度下，专区级工作人员的薪资标准也不同，如1952年中国工作人员按级别（分为1～29级）计算工资分，工资分包括服装、伙食和津贴三项；各级别服装分相同，伙食和津贴分不同。专区级工作人员（分为10～29级）工资分从402分～85分不等。1951年7月，河北省人民政府财政厅核定一个工资分合2116元（此处为旧币。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以新币1元兑换旧币1万元。文中不再一一标明。），8月合2163元，9月合2196元，10月合2194元［7］。

　　专区专署的公用经费支出是指机关公用开支，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四大类。公务费是公用经费中的经常性和大宗支出。由于实行严格的定额定项制度，公务费开支项目和标准繁杂，具体包括办公费、会议费、差旅费、公用取暖费、车马和机动车燃料费，其中每一项又包含若干小项，如办公费开支公杂费、水电费、学习费；会议费开支伙食费、公杂费、会餐费、夜餐费等等。1954年以前，中央均有统一、详细的开支标准，如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颁布的《全国各级人民政府一九五零年度暂行供给标准（草案）》规定，专区级办公费的开支项目和标准为：

　　一、公杂费：干部每人每月油光纸15～20张、米5斤、煤10斤；勤杂人员每人每月油光纸6张、米2斤、煤10斤。

　　二、水电费：

　　1.自来水，供给制人员每人每月一吨半，薪金制人员每人每月一吨。

　　2.电灯费，（无电灯设备者改发植物油）供给制干部每人每月1.8度，或植物油20两；学员、警察、勤杂人员每人每月0.45度，或学员、勤杂人员植物油10两，警察5两；地方武装、警卫队、卫生队、以及收容难民、囚犯：每人每月0.225度或植物油5两。

　　三、学习费：干部每人每月米5斤或油光纸8张。［8］

　　尽管有严格的规定，但专区级经费与其他各级政府一样经常超支，而且屡禁不止。如1949年，沧县专区1949～1958年称为沧县专区，1958年以后与天津专区合并，1961年以后称为沧州专区。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沿革》第1卷，测绘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专署和地委办公费“不足开支”，因此不得不“从区级政府及党校人员的办公费中每人每月抽留油光纸一张，使地委、专署提高到每人每月29张”才够开支。［9］1950年，天津专署仅长途电话费就达到“赤字二千三百余斤（米）”，邮电费也是“开支过多”［10］。1952年，据河北省对通县、石家庄、衡水、唐山、邯郸、沧县6个专区的经费进行统计，发现“行政费超支过多”［11］。1954年，河北省政府曾发出节约经费的指示，并分配了具体节约指标，最终仅有2个专区完成了预定节约指标的50%，其余专区只完成了20%～30%。［12］针对超支问题，中央多次要求节约，仅1957年就曾连续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13］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14］。

　　（二）财务收入——主要来源于省政府的经费供给

　　1950～1957年间，专区专署“财政”收入寥寥，一是因为中央划归地方的收入较少，二是因为1956年规定专署没有企事业管理权［15］，仅有对县“地方附加公粮”的“调度和调剂”权［1］（p.39），负责所辖县预决算的汇总上报与监督执行。因此，专署企事业收入很少。1949～1952年，各级政府的预算外资金项目是机关生产和地方附加收入，其中属于专区级的仅有机关生产收入。1953年3月，刘青山、张子善（天津专区地委书记、专员）贪污案件发生后，政务院决定取消机关生产［16］。1953～1957年，划归地方的收入和预算外收入逐渐增多，划归地方的收入包括若干种税收、国营企业利润和折旧、公用事业附加、公产和其他收入［1］（pp.68～69）；预算外收入包括企业管理的专项基金、事业收入、预算结余和行政事业单位的零星杂项收入［1］（p.72）。但属于专区级的仅有预算结余、行政事业单位的零星杂项收入和公产收入。总之，1958年以前专区专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省政府。

　　专区专署经费的来源形式有坐支、返还、统一汇拨、现金专款补助等。前三种形式用于经常性经费，如薪资和公务费，1950年3月，《政务院关于统一管理一九五○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规定：“各大行政区各直辖省（市）的经费事业费粮款开支，均由划归地方财政税收中解决”［17］。返还是将上年经费的结余（即“上年结存”）抵下年拨款，但中央规定仅限于抵“包干支付之工会会费、工作人员福利费”［1］（p.83）。如沧县专署1949年第三季度经费结余小米11万斤，河北省批准拿出6万斤作为专署福利费。［9］1952年8月开始，河北省对专区级经费改为“采取汇拨办法”。现金专款补助形式一般用于解决专区经费中超支部分和临时性大额支出，如“较大的修建、新建房屋、购置、机关装备”等［18］。1953年，河北省专款补助各专署房屋修缮费2498.5万元，其中天津专署40万元、邢台专署320万元、张家口专署500万元、保定专署750万元、邯郸专署220万元、定县专署355万元、石家庄专署70万元、通县专署80万元、沧县专署13.5万元、唐山专署150万元。［19］

　　二、财政时期（1958～1966年）

　　1958～1960年，在放权以扩大地方积极性的背景下，专区建立了一级财政。195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适当扩大某些专署权限问题的意见》规定：“建立专区财政”，“专区级的企业、事业、文化教育和行政管理等正常开支，由专区所辖企业、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中解决。不足部分，由省划税和拨款补助。”［20］自此，专区专署具有与其他地方政府相同的收支结构。

　　（一）财政收入：主要为企事业和税收收入

　　专区专署的财政收入分为企事业收入、税收和其他收入三类。其他收入包括：规费收入、公产收入、清理收入、公债收入、罚没收入、追回赃款赃物变价收入及其他杂项收入，但这些收入总体较少，如1960年石家庄、保定、唐山、邯郸、承德五个专署的其他收入只占全年总收入的0.52%～3.41%。［21］因此，专区专署财政时期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企事业收入和税收收入。

　　企事业收入是专区专署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60年，石家庄、保定、唐山、邯郸、承德五个专署企事业收入基本占总收入的50%左右，其中承德专署最多，占57.91%，邯郸专署最少，占47.66%。［21］这一时期，专署所辖企事业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原由省人民委员会委托专署管理的企业、事业和中等学校，划归专署直接管理”［20］，如1958年5月河北省下放7个原省属企事业单位给专署，其中第一工业厅的涞源石棉厂和高阳机染厂下放给保定专署，辛集化学厂和第二工业厅的衡水酒厂下放给石家庄专署，章村煤矿下放给邢台专署，康二城煤矿下放给邯郸专署，八宝山煤矿下放给张家口专署［22］；二是专署兴办的“适合于专区管理的企业，建立中等技术学校和工业、农业的科学研究机构”［20］；三是中央下放给省的企事业，省进一步下放给专署，如1958年11月，河北省将中央委托管理的21个企事业进一步下放给专区［23］。

　　专区专署财政收入中的另一重要来源是税收，税收收入的比重与企事业收入基本相当。

　　（二）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

　　专区专署财政时期的支出主要包括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与各级政府一样，经济建设费类是专署支出的大宗，约占总支出的近50%。如1960年河北省制定的支出计划中，石家庄、保定、唐山、邯郸、承德五个专区专署的经济建设费类占各自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44.52%、41.37%、40.83%、45.33%、46.18%。［21］专区专署此类费用常年支出项目包括农垦、农业、林业、水利、气象、水产、畜牧、交通邮电等各项事业的基本建设；所不同的是专区专署的经济建设费支出绝大部分用于农业生产，如小型农田水利和水土保持费、支援农村合作生产组织资金、农业技术推广等。相比之下，社会文教费支出比重小于经济建设费。同时，此阶段包括公用经费、个人经费和其他党团、公检法经费在内的行政管理费类支出仍然超支。

　　1960年12月31日，《财政部党组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中指出，扩大省、市、自治区的财政管理权限后，各地“在财政管理和财政体制方面，相当突出地存在着财政纪律松弛、财政管理偏松、资金使用分散和财权分散等现象”，原因“主要是财权分散，专、县、公社和企业的财权过大”，为此，“对专、县和公社下放的权限”“需要适当收回一部分”，“国家财权应当基本上集中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三级”［24］。由此，1961年后专区专署应恢复为财务时期，但实际上截至1966年，河北省仅将专署管理的绝大部分企事业陆续收回，如1962年5月，河北省从各专署收回82个企事业单位［25］，此外并无任何明文规定取消专区一级财政。据《沧州地区财政志》记载，1962～1963年，河北省对沧州专区仍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办法，分成比例为省四专六。［26］这明显有违中央规定的只“对各省、市、自治区财政，继续实行‘收支下放、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办法”［24］（p.52）。

　　需要明确的是，未收回专区一级财政并非河北省独有。如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在1961年3月29日发布的《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规定》中也未提及收回专区一级财政，而且规定省对各专、州、市同样“实行‘收支下放，比例坐支，结余留用、超收分成，一年一变’的办法”［27］。湖南省《零陵地区志》则明确记载：“1963年，零陵专区为一级财政”，直到“1983年，省撤销零陵地区一级财政”［28］。

　　三、专区专署“财政”透视

　　“从财政转型过程中可以透视现代国家成长的路径与特点”，［29］1949～1966年，河北省专区专署的“财政”经历了由财务到财政的变化，体现了中国财政管理体制由高度集权型逐步向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放权型的转变，也折射出国家主导型的现代化模式（大国家、小社会或称大政府、小社会）的形成过程及其利与弊。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发端于洋务运动，自开始即为官办，政府代替社会成为投资主体，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社会自发产生。此后，清政府推行新政，警察、教育等现代化事业均由其一力承办，由此奠定了国家主导型模式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仍延续了构建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和路径，在错综复杂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与西方的社会主导型现代化模式完全不同的、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国家主导型现代化模式，并逐步建立起全能型职能体系和行政机构。

　　专区专署的财务和财政时期恰是国家主导型现代化模式形成与发展的两个时期。1953年以前，国家主导型现代化模式尚未成形，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建立和稳定政权，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组织体系。薄一波在《关于一九五○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军费占支出概算的38.8%，行政费占21.4%，还要把约占全国人口的2%的“所有旧军队旧公教人员一齐包下来”，“这对人民政府是一个很大的负担”。［17］（p.59）由于政权组织建设的需要，势必导致经济建设费的“百分比不算很大”［17］（p.60）。1951年和1952年，无论是国家财政还是河北省财政，其行政管理费支出虽均有所下降，但从长时段来看，仍呈现较高态势。

　　1950年，中国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将财政管理权和财力支配权全部集中到中央，一切“税收制度、财政收支程序、供给工资标准、行政人员编制及全国总预决算，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的全国财政收支总概算会商有关部门统一制定或编制”；除地方政府税收和其他零星预算外收入抵充地方财政支出外，其余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所有，一律解缴金库”；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均由中央统一审核，逐级拨付。［17］（pp.160～166）所以，此时包括专区在内的各级经费均有严格的定额定项标准，仅有一些零星的预算外收入。同时，专区专署收入来源仅能坐支农业附加税和返还结余。

　　1953～1957年，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国家主导型模式渐趋形成。由于全面开始现代化建设，国家财政和河北省财政中的经济建设费比重均逐年提高，国家财政中的经济建设费比重由1953年的39.72%逐步提高到1957年的53.59%，［30］以发展国民经济为目标的“建设型财政”日趋显现。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政府管理的模式，这就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出现了“行政管理机构庞大，非业务人员或非生产人员过多”的局面。［31］在财政上，导致“行政管理费预算，无论中央和地方都偏高”［32］，前述专区专署经费支出也频繁超逾。

　　值得一提的是，在专区一层，除了经费超逾反映了国家主导型模式所具有的财政特征外，专署的职权及其支出也深深地打上了国家主导型模式下全能型政府的烙印。专署本是执行督导、检查职能的省政府的派出机构，但1949～1957年，专署的职能实际超越了规定［33］，如1951年河北省各专署的预算收支表中均列有“经建费”支出一项，其中定县专署“经建费”下列支“农业推广”80880斤米和“水利管理”329374斤米；天津专署“经建费”下列支“农业费”2445934万元；通县专署的“经建费”下列支“水利费”354000斤米；保定专署“经建费”下列支“农业费”和“水利费”分别为112500斤米和2833271斤米［34］。经济建设费本来应是一级政府才有的，专署“经建费”的存在恰恰说明专署不得不执行了某些不在规定内的行政职权。

　　1958年以后是国家主导型现代化模式大发展的时期，不仅生产、投资等基本建设拨款和重大灾荒救济、大规模移民垦荒等均由国家拨款［35］，经济建设费成为各级财政支出大宗自不待言；而且政府的财政职能覆盖至应由社会管理的职工生活消费的各个角落，并建立了职工福利保障制度。“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是衡量一定时期内政府支配社会资源的多少、满足公共需要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36］1958～1960年，国家经济建设费支出比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峰值和政府财政职能的全覆盖，实际说明这一时期国家对社会管理的广度和深度之大。1961年以后，国家主导的特征稍有减弱，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社会自主性日益增强，国家财政逐渐向“福利型财政”转变。

　　而今观之，国家主导型的现代化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形势极度险恶的情况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就，尤其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三年时间里，“我们的生产一般已经恢复或超过解放以前的最高水平，我们国家的整个财政经济状况获得了根本好转”，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建立起许多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工厂和矿山，从而根本改变我国的面貌”。［37］研究当代经济史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恢复开始的时间较多数国家晚了三至四年，经济恢复的资金与国际环境等条件较多数国家困难得多，却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于1952年实现了经济恢复，这个速度赶上了欧亚大陆大多数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不能不说是一项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奇迹”。［38］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办这么多福国利民的事”。［32］但要警醒的是，带来巨大成果的国家主导型现代化模式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在现代化历程中，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互为存在，缺一不可。如果国家（政府）完全主导了社会，社会缺乏独立自主，国家（政府）的成长出现以下问题也就难以避免。

　　第一，政府职能不合理，行政效率低下

　　在国家主导模式下的全能型政府，一是政府职能“超载”。政府管了大量不该管、管不了的事，致使长期陷于琐碎的事务主义；二是政府职能畸强畸弱。政府长期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企业和经济，造成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较强，社会管理职能较弱，微观管理能力过强，宏观调控能力过弱；三是各级政府职责不清。在统一财经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划分不是依据各自职能不同进行划分，而是基于共同按计划履行管理国民经济职能形成的权力划分。财政收支结构的划分亦然。由此导致各级政府职能不明晰，且趋于单一化、同质性。在财政上，“各级政府的财政权力、财力范围也不明确，没有独立的税种，地方只是中央财政计划的简单执行者。”［29］（p.314）以上问题在专署层面也表露无遗，1949～1966年专署存在的17年里始终没有明确的职责规定，包括财政权力和收支结构的规定，致使省里的“多数工作均需由专区直接向县贯彻”［39］，专署实际承担了督导、检查以外的大量行政事务。职能不合理，行政效率不高在所难免。专署由于长期实行事无巨细、大包大揽的“一揽子领导”［40］，“时（常）陷于事务和被动”［10］，办公效率难以提高。

　　第二，政府机构庞大，行政成本浪费

　　由于政府长期依靠行政手段，并设立了大量机构管理，加之各级政府组织设置的同构性，最终导致政府机构臃肿庞大、超编严重，行政经费浪费。1955年，时任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指出：“有些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构的办公室设备水平和办公费用水平比今天的苏联还要高”，总体“行政管理费预算，无论中央和地方都偏高”，［32］专署也概莫能外。1956年中央派人在山西、河南、河北调查专区专署制的实施状况，发现当时“专、市、县除了职能科、局基本上相同外，其他经济机构如农产品采购、百货、纺织品、文化用品、五金、交电、化工、医药、药材、石油、贸易、专卖、食品、土产、饮食、糕点糖果、蔬菜、油脂、日用杂品、煤建、木材等局、处和公司，专署和市、县几乎完全相同的各有一套”，而有些地方“如果按照正常的城乡关系，完全可以节省县和专署的两套机构”，“现有人员可以减少40%～50%”［41］。

　　第三，在体制上陷入集权与分权的恶性循环中

　　正是由于政府长期统管企业形成政企不分，“使得每次的集权或分权在很大程度上都归结为企业管理权以及相关权力归属的变动”［42］。如1958～1960年，建立专区一级财权的核心就是给予专署企事业管理权，而1961年收回专署财权的核心也是收回专署的企事业管理权。这样，“不论是集权还是分权，都最终落入‘条’或‘块’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即政府总面临着体制性的权力分散问题”［42］，因此，长期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也是一些学者所说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前围绕着分权或集权而进行的12次［43］财政体制改革均未跳出“统死放乱”怪圈的根本原因。

　　［参引文献］

　　［1］财政部综合计划司：《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3］《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福利费掌管使用办法的通知》，1954年3月，河北省档案馆：989-1-200。

　　［4］《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5页。

　　［5］河北省省委：《关于省府人事厅党组小组召开干部福利工作会议情况向省委的报告的通报》，1954年6月30日，河北省档案馆：855-2-258。

　　［6］河北省人民政府人事局、财政厅：《关于使用福利费中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1956年6月11日，石家庄市档案馆：59-1-151-4。

　　［7］河北省人民政府财政厅：《自九月份起将现行以米计算工资和生活费改按工资分计发》，1951年12月，河北省档案馆：989-1-181。

　　［8］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全国各级人民政府一九五零年度暂行供给标准（草案）》，河北省档案馆：989-1-178-1。

　　［9］河北省人民政府财政厅：《关于沧县专署一九四九年度第三季经费结余问题的通报》，1950年2月8日，天津市档案馆：X63-长-44-6。

　　［10］天津专署:《秘书室半年工作简结》，1950年6月，天津市档案馆：X63-长-72-2。

　　［11］《河北省一九五二年度地方财政六个专区（衡、沧、通、唐、石、邯）收入支出预算汇总表》，1952年5月27日，河北省档案馆：989-1-227-4。

　　［12］河北省人民政府财政厅：《关于各级执行行政机关公杂费节约任务的通报》，1955年3月2日，廊坊市档案馆：34-2-134。

　　［1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14］《国务院发布指示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人民日报》1957年6月4日。

　　［15］《中央关于改进机构编制体制方案（修改稿）》，1956年，河北省档案馆：934-1-59。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1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

　　［18］河北省人民政府财政厅：《为规定预、计算审核批准权限及领报手续由》，1952年8月21日，河北省档案馆：989-1-181。

　　［19］河北省人民政府财政厅：《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各专署机关房屋修缮费统计》，1953年，河北省档案馆：989-2-11。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2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

　　［21］河北省省委：《批转省财政厅党组“关于召开全省第五届财政会议情况的报告”》，1960年2月19日，石家庄市档案馆：32-1-26。

　　［22］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下放企业的通知》，1958年5月20日，石家庄市档案馆：3-1-180。

　　［23］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明确中央下放的企业、事业的领导关系的通知》，1958年11月11日，石家庄市档案馆：3-1-180-28。

　　［2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9～52页。

　　［25］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将现属专、市管理的84个企业提为省直属企业的通知》，1962年5月10日，石家庄市档案馆：3-1-308。

　　［26］《沧州地区财政志》，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页。

　　［27］《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规定》，《湖南政报》1961年第3期。

　　［28］《零陵地区志》，永州市人民政府网，http://www.yzcity.gov.cn/art/2006/9/14/art_2644_129604.html，2013年4月23日。

　　［29］刘守刚：《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近现代中国财政转型与政治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8、358页。

　　［30］财政部综合计划司：《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第440～442页。

　　［3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机关精简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6年1月7日。

　　［32］李先念：《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人民日报》1955年7月10日。

　　［33］侯桂红：《1949～1966年河北省专区专署的组织与职能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5期。

　　［34］《河北省定县区一九五一年地方财政收支概算盈亏情况试算表》，《天津区一九五一年地方财政收入预算表》，《天津区一九五一年事业费概算说明表》，《河北省通县专区一九五一年地方财政收入、支出概算统计表》，《河北省保定专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以前地方财政收支预算情况一览表》，河北省档案馆：989-1-116。

　　［35］朱明熙：《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与张馨、高培勇同志商榷》，《财政研究》2004年第9期。

　　［36］陶勇：《地方财政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3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38］董志凯：《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页。

　　［39］保定地委组织部：《关于专区级机构设置和编制问题的调整意见的报告》，1955年5月25日，河北省档案馆：934-2-13。

　　［40］河北省省委：《转发石家庄地委组织部关于县、区委对党务工作领导的检查报告》，1951年12月5日，石家庄市档案馆：2-1-102。

　　［41］张策：《在河北、山西、河南的调查报告》，1956年8月14日，河北省档案馆：934-1-59。

　　［42］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8～340页。

　　［43］王绍光：《分权的底限》，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