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队企业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间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并强调了“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基本方针。［16］此时，毛泽东虽然注意了农业作为工业发展后盾的重要意义，但并未提出农业直接参与工业化建设的问题，这样的情形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发生了改变。1958年3月召开的中央成都会议提出了大力发展地方工业的问题，并号召“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17］这样的工业发展思路，实际上已经把乡村拉入到工业化的进程中，而随后人民公社体制的确立，在一定意义上为乡村大力举办工业提供了制度依托。

成都会议在通过小社并大社的意见时，特别强调这是“为了在乡的范围内发展各种小型工业”。［17］（p．209）而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中，则首次明确提出了农业社办工业的问题。［17］（pp．225～226）一个月后，毛泽东在广州与刘少奇和陆定一的谈话中，谈到了自己对几十年后乡村的“共产主义公社”的构想，并设想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农业、工业”。［18］7月16日《红旗》杂志刊登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按照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提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18］（p．764）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正式提出了要在乡村社会建立“工、农、商、学、兵”结合的社会经济体制，至此，农村社会正式进入了一个工农业并举的新时期。在谈及建立人民公社体制的必要性时，决议突出强调了体制的变革是农村工业发展和农业机械化的要求：“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已愈来愈迫切”。［17］（p．446）当然，这里还只是提出了既有的农村工业发展与人民公社体制构建之间的关系，并未明确在新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工业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12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轻工业部党组《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的报告》，提出：“人民公社和县联社必须贯彻执行工农商学兵结合和农林牧副渔结合，特别是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在切实抓紧农业的同时，还要大力举办工业。”［17］（p．577）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了“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17］（pp．609～610）

在中央号召人民公社办工业之前，广东省已经开始尝试在农村办一些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工厂。1958年3月，广东省委召开了全省区党委、地委书记会议，提出了“每个合作社或几个社联合起来，建立五厂（肥料厂、农具厂、建材厂、农产品加工厂、动力厂），五场（畜牧场、良种场、果苗场、饲料场、试验场）”。［11］（p．19）此后，全省各地都兴起了大办“五厂”与“五场”的高潮。8月，中山县小榄制药厂建成投产，成为全省第一家镇办制药厂。在广州，也纷纷兴办“万头猪场”、“万亩林场”和“千亩鱼塘”等，各类农场、果场、三鸟场、鱼苗场更是星罗棋布。从化县每个社队都办起了集体养猪场，规模较大的有英雄公社（现城郊镇）殷家庄猪场、东方红公社（现江浦、溜村镇大部）的风院猪场、太平公社（现太平镇）的高埔猪场，其规模曾达到几千头，号称“万头猪场”。［14］（p．588）无论是“五厂”还是“五场”，事实上都没有脱离大农业的范围，基本上体现的还是农业内部的工业化。1958年12月，在中共中央“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精神的号召下，广东全省立即行动，在原有工副业小组的基础上，通过拓宽农村工业发展思路，兴办了一批工业企业。这些企业主要包括小农机厂、小冶炼厂、小水电站、小化肥厂、小石灰厂等，时称“小、土、群”。当年全省共有5万多个小型工业企业，从业人员50多万人，总产值5．94亿元，约占到全省工业总产值的7％。1959年12月，广东省委农业办公室曾对顺德等19个县（每县1个公社）社办工业发展状况开展了一次调查。调查显示，19个公社当年共办有201个工业企业，占社办企业总数60．72％，平均每个公社办有10．6个工业企业，共有职工12624人，占19个公社总劳动力3．8％，平均每个企业有职工62．8人；全年总收入2015．4万元，占公社总收入74．91％，平均每个企业年收入10．02万元。［11］（p．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