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发展

　　走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解决“三农”难题要靠城市带动，加快城镇化进程仍是首要之务。客观地讲，中国目前不少城市自身发展水平并不高，而且我们的城镇化进程还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城乡脱节的片面城镇化，以至于被人批评为“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二是遍地开花的无序城镇化，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如何克服传统城镇化的弊端，真正实现以城带乡、以工哺农，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成都统筹城乡改革必须破解的难题。

　　经过七年实践，成都探索出的路径是：以科学规划为引领，以“三个集中”、“三次产业互动”为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逐步建立统筹城乡资源要素管理分配机制，推动城乡同发展共繁荣。

　　其主要做法是：

　　——推动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按照产业集约集群发展的规律，成都将全市116个开发区整合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划建设了13个战略性产业功能区和一批区（市）县产业功能区，为全市产业发展和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不但解决了产业布局分散、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也形成了对城镇发展和农村富余人口转移的辐射带动能力。

　　——引导农民向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集中。顺应城镇化梯度推进的趋势，在推进中心城区和县城加快发展的同时，选择一批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实施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建成小城市，增强人口吸纳和承载能力。同时积极建设农村新型社区，通过综合配套的优惠政策，引导农民入住。七年多来上百万农民有序进入城镇、新型社区和二三产业，实现了生活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也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

　　——推进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目前成都三分之一的农田已实现规模化经营，形成了优质粮油等十大特色农业，开创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的良好局面。

　　从实践看，“三个集中”不是简单的物理形态上的集中，而是抓住了三次产业互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实现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联动推进，是在我国人多地少、生态脆弱的国情下推进城镇化的可行之路。

　　按照“三个集中”的基本原则，成都对城乡发展建设进行了科学规划，为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基本依据。首先是改变“规划不下乡”的传统，在全国率先将规划延伸至乡、村一级，变传统的城市规划为城乡规划；在此基础上又制定了“全域成都”规划，在1.24万平方公里市域范围，统筹规划中心城区、中小城市、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合理分布的城镇体系，同步推进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2009年底以来又着眼长远发展编制了“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设规划并建立完善了覆盖城乡，编制、审批、监督“三分离”的新型规划管理体制。2008年，成都在灾后重建中形成了充分体现发展性、多样性、相融性、共享性原则的新农村规划建设技术导则，并建成了1000多个符合“四性”原则的农村新型社区。2010年又创立了乡村规划师制度，面向全球招募专业规划师驻镇入村，为新农村规划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

　　以科学规划为基础，成都探索建立了一套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机制：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以市场化的思路，建立以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为重点的城乡资源要素管理分配机制，统筹解决耕地保护的“动力”、城市发展的“空间”和农村发展的“资金”三大难题。为保护好耕地资源和粮食生产能力，成都始终把坚持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同时，在全国率先建立耕地保护基金，由市县两级财政每年投入28亿元，按每亩300元—400元的标准为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购买社保提供补贴，完善了耕地发展权的补偿机制。这一做法充分调动了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也促进了社会公平。在国土系统的积极支持下，成都还通过市场化的互惠机制、交易体系和管理办法，调动各方积极性，探索建立土地增值收益在城乡之间合理分配的机制，逐步向农村和农民倾斜，推动全域范围内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实现了城乡发展的“双赢”。

　　通过这一系列理念和措施，成都真正将农村、农业、农民从规划建设和管理上融入了城镇化进程，不但促进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也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从而较好地避免了传统城镇化的弊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对成都的探索实践进行联合研究后评价道：“成都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引领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