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在全国、在上海都占有举足轻孟的地位。解放初期，私营工业产值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83%，私营商业零售额占上海商业零售总额的92%;在全国私营工业产值中，上海占36%。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1950年春，曾发生被毛泽东称为上海“四月危机”的严孟经济困难。“四月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原因何在?“四月危机”又是怎样被打退的?有些什么经验和启示?

　　一、止.海“四月危机”的由来

　　解放以前，上海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夹缝中生存发展。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贪污成风，由于发动内战，军费成了无底洞，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投机横行。特别是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实行“限价”政策，强制收兑金银，共掠夺了价值19000万美元的金银美钞。临解放之前国民党蒋介石还将277.5万两黄金、3346万枚银元、1537万元美钞劫去台湾(上海解放后接管中央银行时，只剩黄金618两，银元154.66万枚).许多中小企业被迫停产倒闭，失业工人倍增.因此，解放前夕上海工商凋蔽、物资眨乏、资金缺细、投机横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上海民族工商业大都难以为继。

　　上海解放以后，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采取了收购产品、供应原料、组织公私联购等一系列扶持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上海工人阶级发扬主人翁精神，为了长远利益，协助资方克服困难，有的主动减低工资，有的自动将部分工资存借资方作为生产资金。私营工商业得以维持并逐步恢复了生产经营，

　　到1949年底，上海私营工业的开工率，从解放时不足三分之一提高到61.7%。但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上新民主主义经济轨道，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在转变过程中不可能没有阵痛。当时，为了打击投机活动，减少财政赤字、争取收支平衡，稳定市场物价、保障人民生活，政府采取了收缩银根、发行公债、整顿税收等措施。1950年3月，中央又决定在全国实行统一财政经济的工作，以实现财政、信贷、物资的平衡，消除通货膨胀，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财经统一以后，结束了从抗日战争以来连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开始稳定，‘人民受益匪浅。但是，随着物价逐步稳定，市场由抢购囤积变为竞相出售，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许多工厂的产品卖不出去，资金周转困难，在经济转轨时期的上海私营工商业，不可遵免的出现了暂时困难。

　　而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封锁轰炸，更加重了上海困难。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蒋介石公然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谈，妄图窒息上海经济。1949年6月至1950年3月，蒋机入侵上海进行狂轰滥炸达50余次，特别是“二·六”轰炸(1950年2月6日)，承担全市80%电力供应的杨树浦发电厂三分之二的发电设备被炸坏。因停止供电，许多工厂被迫停工停产，致使刚刚处于恢复之中的上海私营工商业又遇严重困难。

　　由于刚解放，有些干部对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情况不甚摸底，总认为他们底子甚厚、油水甚足，因此公债、税收任务重了一些。个别干部还有挤垮资本家、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没有很好执行党的政策，加剧了矛盾。

　　上海私营工商业的困难比其他城市更为突出和严重，并引起一些资本家的不满。当时积极靠拢党和人民政府的号称“火柴大工”、“煤炭大王”、“水泥大王”的刘鸿生，曾致信陈毅.提出要将刘家全部企业上交国家，因为“企业实在维持不下去了”。陈毅接信后特邀他面谈，刘鸿生说:“我只有一笔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荣毅仁当时也因公债款一时交不出，只能将仓库中久存不用的机器设备和开旅馆的全套家俱由国家收购后才解决。另有不少资本家逃往香港或在外躲避。有的资本家说:“我的钱全部交税买公债了”，有的甚至在店门口写“关店大拍卖，为了交公债”。有些资本家怀疑党和政府是否改变了政策，担心要提前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以及特务残余分子唯恐天下不乱.造谣说共产党的税和公债压垮了上海，挑拨民族资产阶级与政府的关系。

　　面对当时出现的情况，陈毅给党中央，毛泽东发去了6份电报，其中1950年5月10日的电报说:“三、四月份，上海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敌特活动表面化，税收公债政策受到攻击，劳资关系紧张，人心浮动。这些情况以四月上旬为最紧张”。对此，毛泽东把它称之为上海“四月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