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战胜严孟的财政经济困难，解决工人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上海工人阶级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头羊，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因此，毛泽东对翻身得了解放的上海工人阶级寄予厚望，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希望他们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为新上海、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生动地体现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

　　首先，把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组织起来，使之与党和人民政府同心同德，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战胜经济困难，建设新上海、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有力量。要使我们党有力量，必须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组织和团结起来。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早在建党之初，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劳动组合的目的，……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11]在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求各地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毛泽东得知刚刚解放不久的上海在1949年8月召开了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从而掌握了工作主动权时，立即回电:“中央看了，极为高兴。”并指示各地都要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起来，以“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12]11月27日，毛泽东在有关指示中进一步强调: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极重要的工具。[13]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各级人民政府广泛运用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充分地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尤其在厂矿企业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废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包身工”制度、“那摩温”制度等歧视、欺压工人的旧制度，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民主管理的新制度，使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在经济上翻了身，在政治上也真正得了解放。从而形成了社会各阶层人士与党和人民政府团结奋斗，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携手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良好局面。在上海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候，上海工人阶级发扬主人翁精神，为了长远利益，通过工会组织主动向他们所在厂的资方提出减薪减奖金的方案，协助资方克服资金短缺、原料匾乏、产品积压的困难，使工厂渡过行将倒闭的危险，使生得到恢复和发展。其中仪是1949年的年终奖，工人们一般都比1948年少拿30%到50%。同时，上海工人阶级积极响应党和人民政府号召，在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斗争中，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献身精神。1950年有3500多，1951年有6600多，1952年有2700多失业工人带上他们的家属，举家还乡(含自费还乡、迁往内地)，去从事农业生产。

　　其次，关心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切实解决就业问题，使其生活不断有所改善。进城之初，我们党把维护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密切与人民群众联系、巩固人民政权的重要措施。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要失败”。[14]

　　解放初期的上海面对着旧上海遗留下的一大批失业工人。同时，在社会经济改组中，一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被取缔，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这些企业职工的失业问题。此外，盘踞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封锁轰炸，造成了一些企业的破产又形成了一大批失业工人。毛泽东高度重视新解放城市失业工人的生活以及再就业问题，明确指出:“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15]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及时成立了市区各级失业工人救济机构，全面开展了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安置工作。除了中央人民政府提供救济粮2078万斤外，上海各界人民踊跃捐款，加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巨额救济专款和东北工人、山东工人等的大笔救济捐款的到来，在1950年上半年就汇集捐款285亿多元(旧币人民币)，很快就使上海失业工人的生活困难问题得到了缓解。并且，随着以工代贩、生产自救等再就业方式的广泛运用，上海失业工人再就业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解决。

　　以工代贩，是指由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组织失业工人参加为国家建设所急需的有关市政建设工程，如疏浚河道、修筑道路、建筑机场跑道和抢修防汛江海堤坝及清理居民住宅区的环境卫生等，以解决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生产自救，是指按照《上海市失业工人生产自救工厂章程》，市失救会协同各产业工会根据商业情况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本着“化钱少、容人多、有原料、有销路”的方针，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并根据自愿和民主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组织失业工人举办工厂，以解决就业问题。毛泽东高度重视上海解决失业工人再就业的经验，指示政务院总结并向全国推广。

　　回到人民手里的上海是一座畸形发展的城市，一方面是高楼林立的“不夜城”，一方面又棚户简房遍布市区各处，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与环境极为恶劣。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16]于是，在当时财政经济状况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支持和领导下，上海一方面集中力量，改善蕃瓜弄、药水弄等劳动人民聚居区的路灯、给水站、下水道等市政设施;另一方面，还投人巨资，从1951年起开展了规模的建居民住房的工作，兴建起了全国第一个_f人新村—曹阳新村。这些，在极大地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与居住环境的同时，推动了市政、建筑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满足了社会的就业需要，使党和人民政府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再次，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增强其就业能力，使之符合新上海、新中国生产和建设发展的需要。劳动者的素质，尤其是文化技术素质十分重要，它对劳动者自身来说，是提高就业成功率、保证就业质址的基础;对社会来说，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重要物质条件，是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至深的因素、在这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即使在上海，其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也是偏低的。据统计，1950年上海职工中的文盲、半文盲占37.5%，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3.1%，两者相加超过了80%。在上海失业工人中，除了30%为老弱病残外，其余70%均为青壮年，他们的主要弱点就是文化程度、技术水平普遍偏低。因此，毛泽东高度重视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技术素质的问题在1950年9月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向英模们，并通过英模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学习的任务:“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一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17]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上海为了提高工人阶级队伍的整体素质，在职工中发展了读书活动，技术革新活动等。为了提高失业人员的文化、技术水平，为他们再就业创造条件，上海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会同工会及有关部门有计划地对失业人员进行文化技术的教育和培训。通过多渠道、多形式举办的技术业务培训班，主要有机械制造、电机制造、化工制造、会计、卫生、建筑、金融贸易等近30个门类，五六十个专业工种。至1952年底，共有近30000个失业工人参加了技术业务培训。通过培训绝大多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