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随着上海战役的军政全胜，中国革命攻克了又一道难关。但是，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的胜利，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来说，“这还只是解决了困难任务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1]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更替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导致上海财政经济一度出现了困难的局面，并引发了严重的失业问题。据统计，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失业人数有25万，失业率占全市职工总数的20.4%[2];1950年4月新增失业人数近20万，加上家属总数超过了50万，困难群体几乎占到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由于当时上海在全国的地位举足轻重，上海失业问题解决得如何，将直接影响人民政权的巩固，影响全国的稳定，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面对严峻的局势，毛泽东以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远见卓识，提出了解决包括上海在内的各大城市失业问题的一系列构想，并指导上海党和人民妥善解决了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学习和研究这段历史，对我们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的目标，[3]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要从人民政权建设的战略高度出发，做好经济工作，切实处理好就业问题

　　就业与再就业问题是社会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党进城以后面临的重大问题。毛泽东面对复杂的财政经济形势向全党提出:要从人民政权建设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战略高度出发，做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妥善处理好上海出现的失业问题。

　　首先，要学习和掌握现代城市管理，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提供坚实的智力支律和动力保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是调节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稳定。社会稳定的关键，是经济秩序的稳定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社会就业与再就业问题的妥善解决。随着中国革命胜利的日益临近，毛泽东已在考虑执政以后的城市工作了。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庄严宜告:“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4]在这历史转折的重要时刻，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5]这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党的政治任务的变化，及时向全党提出的新任务。

　　与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胜利形势相比，我们党当时在经济工作方面还面临诸多问题，最主要的是对新解放区城市接收后的管理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所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毛泽东告诫全党:要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我们把中心任务忘记了，经济工作始终不能走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6]总之，要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政权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把握经济工作，来把握和解决社会就业问题。

　　毛泽东不仅向全党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学习和掌握现代城市管理问题，而且在行动中模范实践之。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和全会以后，毛泽东为上海的解放和解放以后的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确定了军政全胜为上海战役胜利的主要标志，确定了由三野司令员陈毅担任即将诞生的新上海的市长，并且从解放区抽调了一批富有经验的军政干部，加上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一批优秀领导干部，作为新上海的领导骨干。毛泽东多次接见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刘晓，专题听取上海情况的汇报。在1949年3、4月间，毛泽东9次邀请已到北平的陈叔通、黄炎培、章乃器、盛王华等上海著名民主人士座谈，征询他们对新上海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为了切实做好解放以后的接管准备工作，保持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在战后能够迅速恢复正常的秩序，经毛泽东同意，上海战役整整推迟了半个月。毛泽东还同准备接管上海的干部谈话，语重心长地指出:“华东同志如果能够把上海搞好，上海和全中国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7]在这当中，包括社会就业问题妥善解决在内的经济秩序稳定，无疑是实现整个社会改组、发展与稳定的基础，是考验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

　　其次，要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人民政府的责任。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上海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其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如何处置旧政权遗留下来的人员。当时，党内有不同意见，旧政权遗留人员也心存疑虑。在处理这一敏感问题过程中，毛泽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1949年7、8月间，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托，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著名的上海财经会议。陈云在会上提出:旧政权遗留人员要全部留下来。陈云认为，全部接受在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员，我们的财政负担会很重。但是，裁了这部分人，让他们失业，没有饭吃，问题更大。现在保留这部分人，虽然在财政上是个负担，但政治影响好。待解放地区的人看到，这些人生活都有保障，就不怕了，反抗的人少了，这样战争可以更快结束，少损失好多人力物力，整个支出可以大大减少。陈云还认为，即使裁人，也只能裁掉极少数劣迹昭彰为人民群众所痛恨的人，而大部分还要留用。旧政权人员没有跟蒋介石集团逃走，说明他们是有正义感的，要区别对待，要理解广大旧人员的心情，要让他们继续留在人民政权中发挥聪明才智为人民服务。解放以后，他们也是人民的一员了。即使是反动营垒中的头面人物，我们也要争取他们反正么。总之，“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8]对陈云提出的处理旧政权遗留人员等问题的方法和原则，毛泽东表示完全赞同:“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不轻议裁员。……已裁的二万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应加以处理。……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9]

　　历史发展的进程证明，被毛泽东肯定的处理旧政权遗留人员等问题的方法和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在新旧两种社会政治制度交替之际，随着就业和再就业问题的妥善解决，它迅速争取和稳定了人心，使广大人民群众把共产党同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区别了开来，并且由此开始认识、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从而有效地扩大了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事业的开展。

　　再次，要努力维持和发展生产，这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失业，是指在法定劳动年龄之内、具有劳动能力、又有就业要求的部分人员尚未能够就业的一种社会现象。就失业问题产生的本质来说，是社会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足以满足要求就业的劳动者的就业需要。而要增加社会的就业岗位，只有一个途径，即不断地维持和发展生产，以维持原有的就业岗位和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不过在解放初期的上海，想要维持原有的就业岗位，尤其是还想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海解放只一个星期，盘踞台湾等海岛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就对其口岸进行了武装封锁，企图切断上海与世界市场的贸易联系，窒息上海经济。由于历史原因，上海工商业的外贸依存度比较高。长期以来，作为上海工业基础的动力生产，其燃料油的80%需要依赖进口;棉纺工业所拥有的设备中，有一半以上只能“吃”美国等国生产的原棉;面粉原料全靠洋麦，造纸业的纸浆完全依靠进口;卷烟业半数以上的烟纸、烟丝都靠外来;甚至连全市500万人赖以为生的食粮也一大半依靠洋米洋面。所以，封锁口岸对上海带来了很大影响。对此，毛泽东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定地指出:“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10]毛泽东审定、批准了华东局、上海市委制定的反封锁工作方针，领导上海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改变上海的生产方针和发展方向，摆脱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依赖，把为国内生产、为人民服务作为上海一切企业的方针和发展方向，发展内地交通，鼓励城乡物资交流;同时，想方设法打破敌人的武装封锁，从国外市场进口必须的工业原材料。这样，有效地维持了当时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工商业，在为恢复国民经济提供物质财富的同时，不断地提供就业机会，满足劳动者的就业需求，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