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的推进如何得到保证

　　在头三年，中央采取了一些特殊体制。首先是建立了有高度权威的领导指挥体系。当时中央批准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李井泉任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任副主任，委员由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云、贵、川3省负责人担任，共22人，以后又增加彭德怀、钱敏任副主下面成立了铁道指挥部、渡口指挥部、重庆兵器工业指挥部等部门。

　　重庆地区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成立于1965年，负责指挥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五机部副部长朱光和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具体负责。当时指挥部管辖的重庆地区主要指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上说的：长江中上游地区，从綦江到鄂西。后来调整为整个四川地区，但实际上鄂西没有安排什么兵器工业，常规兵器工业大部都在川东、川北，分为南线和北线。南线（以重庆为中心的南边，綦江、万盛、南川一线）主要有双溪、平山、晋林、兴无、红山、红泉等厂；北线有308、338、398、陵川、华川、红宇等厂。从万县以上，沿长江一线到江津，建立了船舶工业基地，主要有429、432、重庆重型铸锻厂、四川柴油机厂等十六个厂，形成了完整的造船基地，能够生产发动机、变速箱、成套船用仪器仪表以及部分舰船武器，制造中型军用舰船和潜水艇。船舶工业起点高，考虑周密，沿江布点，没有进山区，实行专业化分工，因此比较成功，有些工厂至今还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例如重庆齿轮箱厂、江津增压器厂。

　　其次，是对重大项目实行指挥部体制，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物资供应部门、当地党委联合组成某某项目指挥部，指挥长由建设或施工单位一把手担任，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这种指挥部体制，完全按照国家批准的项目建设方案来控制投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比较高效的体制，后来的珞璜电厂、重庆电厂的扩建等都是采用这种体制。第三是物资供应体制，也是打破传统行政区划来组织。当时中央物资部在西南设立了一个三线物资指挥部，在几个大地方，如重庆、成都、自贡设立了地区物资局。重庆地区物资局不归重庆市政府管，直属中央物资部，打破了行业、地区界限，较为高效。当时重庆地区物资局局长为李永江（物资部司长，三线建设基本结束后，重庆地区物资局和重庆市物资局合并，李任市物资局局长，后来又任计委副主任）。

　　这些都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建设上的高效，在体制上的一些创新。

　　三线建设移民问题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三线移民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约50万人。从宏观上来看，移民为重庆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当时流传着“精兵强将上三线”、“好人好马上三线”的说法，各地来的主要为优秀的熟练技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加上重庆原有的科技管理人才，大大增强了重庆地区的科技实力。这批人才在艰苦复杂的大规模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磨练，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大量移民的涌入，对重庆的城市文化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有机融合，形成了今天重庆人热情好客，开放趋新、接纳五湖四海的宽广和包容的品格。

　　从微观上来看，移民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三线建设是属于临战状态生产力的大调整，有仓促上阵的趋向。当时毛主席提出“靠山、进洞、扎大营”，与林彪提出的“山、散、洞”，两者还是有区别的。有人说林彪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自己搞一套。但整个来说，布局趋于分散。为了躲避空袭，就要进洞；“扎大营”是为了相对集中，有利于生活。因此，大量的企事业单位多数分布在偏远山区及河谷地带，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在这样的环境下，三线职工子女的教育、就业、婚姻等一系列问题都难以解决。职工只有进行内部通婚，工厂招工也很困难，大量吸收本厂职工子女。时间一长，造成企事业单位内部近亲繁殖、犬牙交错、关系复杂，难于管理。因为远离城市，造成了人文环境退化。

　　此外，搬迁企业建厂需征用土地，征地越多，搬迁农民就越多。为了缓解工农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时采取了“三不四要”（尽量不占良田好土、尽量不拆民房和搬迁社员、不搞高标准民用建筑，要支援农业用水、用电、用肥和养猪用潲水）的建厂原则。这一措施在浦陵机器厂打歼灭战试点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农民用水用电长期由工厂免费提供，无形中增加了工厂的开支，还导致工厂管理不便，治安混乱。

　　三线调整对重庆现代化进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