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56年,富宁县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风云突变,一股退社风从交通闭塞的花甲瑶族地区刮起,并逐渐地蔓延开来。4月,那耶、花甲、半坡、阿用4个乡15个瑶族村的84个合作社,共186户(其中瑶族140户,苗族21户,壮族17户)退出了合作社的组织。5月,全县的35个瑶族乡,受波及的15个乡。洞波乡入社的共有508户,退社的达90%,民族联合社垮了14个,单一民族社垮了2个,正在酝酿退社的4个。这股退社潮,波及全县瑶族地区,苗族也闹起来,部分壮族地区也受影响,广南、麻栗坡等县的苗、瑶族也闹退社。情势严峻,合作化运动所取得的成绩,眼看就要付之东流。

　　是农业合作社本身错了吗?不是。是群众本质上反对农业合作社吗?也不是。那么,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

　　(1)旧习惯势力。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场变革社会制度的深刻革命,它要改变几千年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变革,一切禁锢生产力发展的旧的上层建筑包括旧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都要随之而变更,是一场阵痛切骨的革命。在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刚刚萌发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旧习惯势力的阻碍,不可能不发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时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这种斗争也表现出阶级斗争的一面。广大人民群众本质上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旧的私有制观念、旧的生产方式、旧的分配方式、旧的经济生活方式等还落后于经济基础,往往反作用于已经变革了的经济基础,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

　　(2)工作中的急性病。邓小平同志早在1950年7月21日讲西南民族问题时就指出:“如果我们患急性病像汉族地区一样,总想很快地把群众发动组织起来,使工作见效,那就非出乱子不可。过去其它地区出了些乱子,其中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患急性病”。事隔5年,在少数民族地区搞合化化运动,没有吸取教训,重患急性病,结果出了大乱子。急性病的性质就是图量忽质,图快忽好,贪大忽实,欲速而不达。瑶族迁入较晚,无山无田,先是租山开发,经营经济林,销售林产品和山货药材,积蓄资金,购置田产,维持生计。瑶族住箐头,苗族住山头,各有其经济生活特点和生产方式。合作化运动中,忽视了民族特点和山区特点,执行政策千篇一律,搞一刀切。合作社组织形式一轰即成,规模过大,土地、大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折价不合理,群众有意见,加之政策宣传跟不上,思想工作粗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政策思想基础不牢固,因而加入易退亦易。

　　(3)敌人破坏。敌人的破坏,是瑶族闹退社的根本原因。隐藏在广西十万大山的美蒋特务,搜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反动地主,培植对现实不满的新生反革命分子,把反革命魔爪伸向云南的富宁、广南地区。花甲戈里合作社的张有权(生产队长),因对国家新婚姻法不满,听到所谓“盘古皇转世于广西十万大山”的谣言后,便与广南县那耶乡一瑶族农民(煽动群众抗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韦朝相相勾结,敲诈群众300多元人民币,作赴广西“朝觐盘王”的经费,于1956年1月到广西田林县郎提村(瑶族)找到反革命分子李保文。李保文口头委任张有权为富宁县“县长”,韦朝相为洞波区“区长”,罗正国为戈里乡“乡长”。张有权等人返回花甲地区后,欺骗不明真相的部分群众,召开秘密会议,煽动群众退社。说什么“台湾也有瑶族,不入社,入社不自由,吃不饱”;“先有瑶后有朝,反朝不反瑶”;“瑶族皇帝———盘古不久就出来了,有红、黑族、瑶兵、瑶飞机,要把合作社搞垮”,等等。还威胁群众“哪个入社就拆他的房,挖他的祖坟,谁说出去,杀他全家”,企图将农业合作化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