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这位部长再次强调,要求大家把“向党交心”的活动继续下去,以后不论到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上,都要时时记住经常向自己所在的单位的党组织交心……不平静的十几天过去了,学生们又回到了学校,继续他们中学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而在上级部门,对学生的排队、划类也有了结果。实际参加运动的2657(不包括工农速成中学)人中,被划为第三类(落后)的493人(运动前划的是436人),第四类(反社会主义)的92人(运动前划的是66人),分别占总人数的18.55%和3.46%。这两类共是585人,占总人数的22.01%(有的学生至今也没弄清楚自己在这次“社教”中被划为几类)。有些人的材料中,还有诸如“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落后分子”等政治帽子。为什么没有公开给这两类学生戴上“右派”帽子呢?当时担任二学部负责人的王堤生道出了其中的奥秘:“在学生中的右派提法上不提右派只提四类,因为中学生不到法定年龄。”

　　很快,成都市在高中生中进行社教的经验在全川推广,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从二月中旬开始,各地、市、县纷纷出台有关社教运动的文件。富顺县将运动扩大到初二学生。内江市宣布“:师范还要搞肃反……重点人物在品行鉴定中评分,……取消学生资格。”内江运动的结果是三、四类学生实际定性从运动前预排的22.7%上升为25%……另外,由于中等专业学校的隶属关系比较复杂,所以运动开展较晚,但运动的惨烈程度与普通中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粗略计算,全川被划为三、四类的学生达到了上万人。据现在所掌握的材料,像这样针对中学生的政治运动,当年在全国各地都搞了,而以四川、山东为最。

　　根据对学生分类的结果,学生们的政治课成绩和操行打分都有了依据。最严重的处罚是政治、操行不及格,不准参加高考,是团员的开除团籍。其实,有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并没有发表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的言论,也早已被“内定”为三、四类,被剥夺了进一步学习的权利。

　　然而,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1958年全省普通中等学校未被高校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共有3200多人(占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三分之一),大多为被划为三、四类的学生,少数为其他原因没有参加高考的。对这批人怎么办?开始的意见是办一个大农场,把人集中起来,便于监督改造,后来又觉得不好管理,容易出事。而太分散不管也怕出问题。在1958年8月中旬的一次省委办公会议上,有人提出,各系统都要求把未录取的高中毕业生分给他们(当时正值1958年“大跃进”缺人之际,而这批学生绝大部分学习成绩都很优秀),是不是可以?但有人认为,这些人中大多数是被划为三、四类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家庭出身很不好的,有海外关系的;有本人表现很不好的,如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甚至有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嫌疑的。”总而言之是“危险人物”。后来由李井泉拍板:“到企业去没关系,反正当劳动力嘛。”会议把对这些人的使用定了两项原则:一是不能当干部,二是把试用期放长,经过改造,对表现好的再个别吸收为干部。3200人,省上和各地市各分一半,好坏搭配,坏的要当成政治任务接受。

　　于是,打破了以往的惯例,对这批高中毕业生进行了统一的工作分配,去向是冶金、森工、林业、建筑等系统……虽然不能上大学,但同学们仍然满腔热情地奔赴工作岗位,想为祖国建设做贡献。他们绝对不会想到,在背着自己的铺盖卷儿的同时,还背负着“政治落后”、“思想反动”等等沉重的无形的“帽子”和档案里记载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各个系统的上级部门事先都给基层单位下了文件,强调对这批学生的使用原则:分配不要过于集中,应适当分散,便于管理教育,不规定试用期,一律叫试用人员,或雇用人员。“绝对不能做党、团、人事工作”、“不宜选送学校培养和培训当技术人员”、“不宜作为国家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干部的对象”、“不能提拔或有意个别培养”“、政治上应随时对他们提高警惕”,列为组织上经常“清理的对象”……这批人在长达3年以上的“试用期”中,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最低的每月13元。比1957年由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中反对社会主义分子及其它坏分子在工作考察期间生活补助费的规定》所规定的最低工资还要低2元。而且,不管他们表现得再好,始终被视为有问题的人,受到歧视、批判,他们中,有被投进监狱的,有被强奸的,有愤而自尽者、沿街乞讨者,还有的至今仍穷困潦倒,继续着苦难的人生历程……由于没被“戴帽”,这批未成年人享受了“右派”的种种待遇,而又无权享受那些戴了帽的“右派”所享受的平反改正。他们离开校门以后的遭遇,足以写成一篇大文章,成为“1958年高中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续篇。

　　如今,这批当年的学子都已经是年近七十的人了,他们和新中国近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人一样,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想起当年的情景,不少人仍感慨万端,唏嘘不已,泪流不止。(作者系退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