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949年以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1958年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该是仅有的一次针对未成年人的“运动”,而且整个过程俨然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浓缩版”,从全国来看,所涉及的人数也不少,而且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件事情不应该被历史遗忘。1958年1月下旬,成都市各个中学的行政领导向高中毕业班的同学宣布:省市有关部门决定,将在全市高中毕业生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

　　于是,全市19所中学的近3000名高中毕业班学生匆匆完成了期末考试,背着铺盖卷分别集中到四中、九中、十三中三个点(分别称为第一学部、第二学部、第三学部)。临行前宣布了纪律,学习期间一律住校,封闭学习,不得外出,不得向外泄密,不得携带任何报刊书籍(有的学校宣布可以带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些大部分都还不到十八岁的学子们当然不知道,这是一场已经策划了几个月、精心组织和准备好的“运动”,更不知道,这将是他们一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很多人的命运将会由此而改变,很多人一生的磨难将从这里开始。

　　1957年11月中旬召开的四川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出现了这样的说法:“在中等学校中曾不断发现极端反动的学生,他们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散布反动言论。”“大学中的许多右派分子,就是因为中学审查不严混进去的,这是应该记取的教训。”“有些高中生若是在大学就够右派了”“比大学的右派还毒”“要把反动学生清出来,不能升大学”,等等。会上传达了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关于在全省高中、中专、中师毕业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几点指示:高中毕业生、中专、中师学生都要搞大鸣大放;放出的问题,要进行辩论,系统批判,但不搞反右斗争,不斗争本人;对于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反动言论,要列入政治操行评定内,作为考核内容;对其他年级的坏分子,除个别情节十分严重的需开除处理外,其余可留校考察,以观后效。

　　11月27日,《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中等学校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出台,明确了寒假期间对高中毕业班学生进行为时两周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目的是“进一步摸清高中毕业生的政治思想情况,为升学就业安排做好准备,针对毕业生政治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很快,成都市的这个文件被省委宣传部转发至全省各地、市、州宣传部,强调“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应是评定学生操行的主要内容,操行评定和鸣放中的重要材料,应归入档案,作为本人升学就业考核的根据。”

　　事情一定下来,成都市委有关部门就给各学校党支部发了文,要求各校根据学生的一贯表现按进步、中间、落后、反社会主义四类进行排队(这是市委在工人中搞社教的排队标准)。1958年1月,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寒假期间集中高中毕业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制定了较为详细的社教计划,强调“政治排队应在鸣放过程中,不断进行审查订正,排列名单应由各校党支部进行审查。……不得向外讲或向下传,在排队的同时,应作好收集资料和建立档案的工作。”决定抽调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或政治教师参加这一工作,大体上一个班配备一个干部。另外,在学生中“每班不超过三人,作为工作上依靠的骨干,集中学习前进行适当的训练,主要是给他们交待任务”。与此同时,以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肖菊人为主要领导,以成都市教育局副局长王玉珏为组长、共青团成都市委副书记章文伦为副组长的领导班子以及从各单位抽调的人组织的工作班子也建立起来了。

　　2月初,“社教”正式开始。三个学部的学生集中到十三中,由章文伦作动员报告。他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的讲话,分析了国际形势,他说,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内部发生了分化是好事情……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受了坏人的煽动,用暴力反对自己的政府,结果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国内有的人也很高兴,以为那样很痛快。他还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营垒的人心向背和物资力量作了详细的分析,得出了令人鼓舞的“东风压倒西风”的结论。然后用毛泽东说的“你们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来激励大家相信党,忠于社会主义,相信组织,抛弃一切顾虑,向党交心,自觉地过好社会主义关……

　　动员报告提出的口号是:“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并且说明“放的范围总的来说是没有限制的,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闪之念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切问题,接受不了的问题,不满意的问题,过去的看法还是可以鸣放,改正了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可能由一个片面到另一个片面,即使改变对了,但还不彻底,应该放出来“”把看法、想法都摊开“”首先鸣放自己的看法、意见,如果知道别人有意见、看法,有顾虑,鼓励他尽可能自己鸣放”……除此而外,章还向全体学生保证,“不反右,不抓右派,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档案”“保证不影响政治分数,保证不影响考大学,保证不影响团籍。你们不相信,那每班教室门口都写上”……

　　接下来,就进入以大字报的形式向党交心的阶段了,但不知道是因为大家都年幼无知,还是因为“反右”刚过,有的人已得到了家长或亲朋好友“不要乱说话”的点拨,加之对共产党确实没有刻骨仇恨,因此刚开始时,都谈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都是些诸如“在校园某处还可以装一副双杠”、“暑期学校应组织高年级同学去农村增长见识”、“学校领导工作不深入”、“班主任偏听偏信”“、评助学金有不合理现象”……等等。另外一些提出“语言只是一门工具,全国不应一古脑儿地都学俄语”“大学理工科还是四年制好,不一定事事都照搬苏联”之类的大字报,后面签名很少或无人响应。于是,积极分子、工作人员被召见,作汇报。领导们再次鼓动同学们向党敞开胸怀,多写大字报,并在班与班之间、校与校之间开展写大字报比赛……但这些方式都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正如运动的《简报4号》中所言:“从大鸣大放和大字报的内容上看,属于方针政策性的问题数量比较少……为了继续解除学生中的各种思想顾虑,把鸣放引向深入,领导小组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工作:1、在学生中反复强调要相信党,要下决心要求进步……2、抓积极分子带头鸣放,并对三、四类学生重点培养典型,个别发动,通过召开三、四类学生座谈会或个别摆谈,具体解除顾虑,对称病的三、四类学生,要关怀照顾,减少抵触情绪。3、鸣放可采取多种形式……4、在鸣放内容上属生活细节的……要尽力劝导不提……对方针政策、政治生活、社会方面的意见,应加以鼓励。”

　　章文伦再次出面重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辩子。”并说:“现在要大胆鸣放,这本身就是鉴别你是否与党一条心……”强调“要纸有纸,要笔有笔,要座谈,给房子,要讲演,给台子。”另外,运动领导小组还专门制定了辩论参考提纲,具体内容为:

　  一、关于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