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笔者以上关于三线建设与改造对四川省经济影响的讨论不想仅仅局限于史学方面，还试图说明以下几点:

　　1.应全面辩证地看待三线建设与改造。一个时期以来，有人从政治的角度认为三线建设搞错了，是“左”的产物;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三线改造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拨乱反正”。还有人从经济的角度分析后认为，三线建设是对国家财力物力的浪费，不符合最有效利用资裸的市场原则，而三线改造则是对过去的纠正。

　　这里笔者对前一观点姑且不论，单就后一观点，谈些浅见。不错，三线建设是消耗了不少国家人力物力财力，又因其经济效益一时发挥不出来，客观上对当时全国经济的发展起了抑制作用。但仅仅以此定论是不客观的。在大三线，我国的战略核武器、战术导弹、卫星、核动力装置、飞机、电子设备等军品由这里研制与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安全效益。对此笔者也不多说。就其在协调我国东西部生产力布局中发挥的作用这一点，笔者以为这种投入产生了无法简单地用经济效益来衡量的社会效益。

　　三线地跨我国中西部，面积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4，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38写，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45%，已探明矿产资源储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三线建设前，这些地区与四川省情况相类似，基础工业与设施落后，现代化工业几乎是空白。如果当时我们的决策者仅仅考虑国家资源向最低成本、最高利润的地区投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部发展失衡问题就很难设想其严重程度。正是三线建设中的基础性投资才打开了限制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又因三线不少企业建在远离大中城市的偏远山区，那更是中西部地区的“西部地区”，三线建设对这些贫因山区走向现代文明有更大意义，这种意义不是任何其它方式可取代的。80年代初开始的三线改造，由于三线企业与地方经济的直接融合，在某些贫困地区，三线企业直接与间接创造的产值占到该地区工业总产值的60%到70%。对这次三线改造，笔者同意这样的看法:不是对历史上三线建设的否定，而恰相反，是一种发展与完善，要让那些因为长期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而现在自身在生存问题上出现了危机的三线企业与单位生存下去，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三线调整与改造中的搬迁不能是把企事业都搬向大城市的“逃跑主义”，而应该是对一些确因选址不当无法生存的企事业单位就近妥善安置。

　　2.新的形势下要更好地发挥三线企事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方面符合党和政府在新形势下的最高决策。在经过改革开放18年后，我国中西部与东部经济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在发展中日益扩大的中西部与东部差距，已使党和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的解决事关国家发展与稳定的大局。在((u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已将“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列入未来若干年的经济工作基本原则之一。并在《纲要》中已将中西部地区要“发挥军工企业优势”作为贯彻这一原则的一条具体措施。另一方面这也符合三线企事业自身进一步调整的要求。目前，三线企事业单位军工科研与生产任务仍在趋向萎缩，三线企事业要更好地走“军民结合，以民养军”的路子。要走好这个路子，也只有更好地参与到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去。从总体上讲，三线民品生产已超过军品，但原有技术存量的转移不到40%，固定资产利用率一般只有1:0.49。所以，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可挖。

　　3.研究三线建设与改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还有很深的理论意义。长期以来，关于国防与经济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间题之一，并由此发展起一门新兴边缘性学科即国防经济学。但这种研究与这门学科还处在不成熟阶段。在阐明国防与经济关系上，目前一般仍限于军事的经济根源、军事斗争对经济的依赖性、国防经济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性，至于国防经济活动对国民经济的具体影响，尤其是国防经济布局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尚无专门研究。在本文以三线建设与改造对四川一省经济影响的探讨为引玉之砖，求得从事国防经济学研究同仁的指教。

　　作者简介：卢周来，男，1970年2月生，国防大学国防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