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闻之二:

　　铜仁地区双方继续大搞专业武斗队

　　新华社讯  铜仁地区对立的双方都还在继续搞专业武斗队，加紧造枪炮，直到八月二日、三日，“三红”派还用武力打下了“支红”派占据的铜仁县洋头区。被赶走的朱、杨一部分人，正在外边集结力量，准备打回来。据铜仁地区革委会主任李贵鑫反映，朱、杨这些人在贵阳还准备去抢公安厅的枪。据他了解，朱、杨在贵阳还杀死了三个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

　　记者到许多地方都看到武斗的指挥机构和专业武斗队。记者去“三红”专业武斗队指挥部所在地师范学校访问，看到里面戒备森严，有枪、有军用电话、军用地图、军用望远镜，有三部小汽车和十三部大卡车，里面有一百余人吃饭。据“三红”派勤务组一位成员(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头头之一)对记者说:指挥部直接掌握六个武装连，六百多人，四百多条枪，现在都调在“前沿阵地”。记者到松桃县采访，见到这个县的武器比较多，很多散在群众之中。记者在一渡口的苗族民兵连长家里(转业军人)亲眼看到房子里面放着一支冲锋枪，一门六零炮，一个望远镜。

　　见闻之三:

　　贵州铜仁地区广大革命群众要求迅速解决铜仁问题

　　新华社讯　 记者在铜仁和群众接触中，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人人普遥厌恶武斗，对当前局势不满，强烈要求中央迅速解决铜仁问题，保障人身安全。

　　群众谈起大规模武斗的惨状，至今还有恐惧不安的情绪。现在，“支红”派怕，中间派也怕，“三红”派内部也怕。据“支红”派的人说，现在逃出的人约三万人左右。“支红”派和中间派的群众提心吊胆，许多人整天不敢出门，晚上门紧闭。“支红”派都怕见记者。地区革委会常委潘中玉，记者专门找他都躲避不见。记者访问了一个叫xxx的青年工人，他原是“三红”派的一个小头头，参加了这次武斗，认识到杀人太多不应该。当他在向记者谈情况时非常怕，全家都很紧张。临走时，他对记者讲:“我是拿一条命来给你们讲的。”

　　由于局势不安，群众没有心思搞生产。现在，铜仁城里除了一个化肥厂外，其余工厂都已停工。全国最大汞矿万山汞矿七八千工人大都逃走了，全部停产。国家投资兴建的飞机场，按原规定国庆节前完工，现在也停下来了。

　　群众强烈要求中央解决问题，普遍的呼声是:(一)要求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目前首先要无条件地收枪，解散专业武斗队。(二)要求纠正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在群众中挽回影响。

　　在写了大量调查见闻以后，我们又专门给中央写了债州铜仁地区问题概述》的综合报告。在报淤中，我们详细分析了在李再含支一派、压一派，武装一派、消灭一派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出现武斗不断的复杂局面。

　　8月下旬，新华社调查组完成了贵州问题的调查。周总理在看过新华社记者写的调查材料后，便决定下一步行动:将贵州省、地区的头头一百多人统统调到北京办学习班，由中央直接领导解决问题。这实际上是个解决贵州问题的工作会议。周总理主持。具体工作由纪登奎同志领导。纪登奎刚到中央工作，是“九大”增选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解决山西问题也是他具体负责，有解决这方面问题的经验。在纪登奎下面还有一个工作班子，由原福州军区空军政委、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陈华堂牵头。我是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抽去参加工作班子工作的。学习班从8月31日开始到10月18日结束，历时近两个月。学习班和工作班子都在京西宾馆，实行封闭式管理。由于我是工作班子中惟一的记者，主要任务是参加会议，了解情况，整理材料，这就有机会亲历周总理解决贵州问题的全过程。由于工作关系，与纪登奎、陈华堂等领导的接触就更多了，常常在一起开会研究到半夜。纪登奎刚来中央，还没有什么架子，加之l%7年他被打倒时我采访过他，他与我讲话也就随便些，有时还开开玩笑，直呼我“小刘”。他给我的印象是:精明，处理问题能力强。

　　周总理9月2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学习班全体会议。李先念、陈伯达、康生、姚文元、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谢富治等参加会。总理白天忙了一整天，晚上九点又接着到学习班的会议上，很是辛苦。那天晚上，总理完全是内部工作式的，穿一身已洗得灰白的中山装，严肃地坐在主席台的中心位置。会议开始，首先由周总理讲话，他讲了形势与大局，讲了这次学习班的要求。然后，由各派头头发言，汇报情况，表示态度。汇报时间持续到半夜，总理一直认真听，并不时插话发问。总理一些语重心长的话我至今印象很深刻。当一些头头在发言中攻击对方时，总理严肃地说:“我们有些同志陷人派性，特别是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宁做派性头头，大搞无政府主义占”他说这话时，激动得站了起来。总理一席话，把那些人一下镇住了。总理还点名问省军区一位领导:“贵州省的所有河流都属长江水系，由南流向北，而有一条河不是，你知道是哪条河吗？”这位领导被问得哑口无言，回答不上。总理由此大加发挥，深沉地说:“这怎么得了，你们连全省的人文地理都搞不清楚，只顾搞派性，搞武斗，要是打起仗来怎么办?这要害死人的呀!我是长征时经过那里知道的。”第一次会议持续时间长，一直到下半夜。中间休息时，总理和大家一样，每人一个盘子坐在沙发上吃上几个包子算是夜餐，接着又精神抖擞地继续主持会议。

　　9月20日晚，周总理在京西宾馆再次参加学习班的全体会。学习班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和揭发，总理对解决贵州问题更胸有成竹。他在讲话中已明确批李再含了。他说:“不说实话，变成两面派。”“占了领导地位后，滑到危险的边缘了。”他还批道，李再含在贵州自封小红太阳，搞多中心，封建意识。贵州天无三日晴嘛!周总理在讲到贵州出现的问题时，还特意将我叫了起来，说:“我们派新华社记者去贵州实地调查，请记者同志说说是不是这个情况。”他招呼我坐到前面去。我站起来简要回答了总理的问话。我没有想到，当我讲完后总理还走了过来跟我握手，说:“谢谢新华社的同志，辛苦了!”我一个年轻的普通记者，做了一点点工作，总理也不忘给予鼓励，足见其平易近人的风范。

　　以后几天，总理不时向工作班子要材料，听纪登奎、陈华堂同志的汇报，政治局还专门就贵州问题进行研究，并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解决贵州问题的方案。10月18日，学习班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周总理主持，并作了详细的结论性讲话。周总理宜布中央的决定:任命昆明军区副政委蓝亦农为贵州省核心小组组长、省军区第一政委，任命43军军长张荣森为贵州省核心小组副组长、省军区司令员;李再含等七位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暂不回去，留下继续学习、检查。周总理围绕学习班产生的两个文件《关于贵州问题的情况报告》、债州省革委会的检查》讲了意见。他指出，贵州问题的根子在领导，在省革委会，主要是李再含同志，并论述了李再含的主要错误及其性质。对李再含留下继续检查和会后改正错误，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希望。周总理最后说，参加学习班的同志回去后，要认真贯彻中央的意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迅速稳定局势，把生产促上去。

　　在10月20日的小组会上，李再含在发言中说:“我完全接受中央的批评，坚决照办。实践证明我是两面派，抗拒中央。”至此，经过近3个月，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贵州问题得以胜利解决。靠造反起家的李再含被扳倒了!

　　(作者为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