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在解决贵州问题的会上叫我讲真实情况:

　　“对率实真相，我们相信派去调查的新华社记者。”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再次有机会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工作，亲自领略他的人格魅力和斗争艺术，是在“文革”期间他处理贵州问题时。

　　那是1969年下半年，周总理亲自领导解决已十分混乱的贵州省间题。从八月初至十月历时两个多月，在周总理的指挥下，我上贵州城乡搞调查，回京后又参加了解决贵州问题的工作会议。周总理缤密的部署，在会上舌战造反派的英姿，夜以继日的工作作风，以及为解决问题所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的原则性，至今历历在目。

　　周总理解决贵州问题，是他在“文革”中坚持斗争，力挽狂澜的一个生动体现。

　　“文革”进人第4个年头，全国各地混乱局面进一步加剧，派别林立，武斗四起。地处大西南的贵州省乱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贵州的李再含是受到“中央文革”最早支持的造反派，1967年2月夺权成功，成为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上台时，“中央文革”致电祝贺，称贵州夺权成功为“西南春雷”。李再含本是贵州省军区的一名干部，干瘦，背微驼，其貌不扬。他投靠江青、陈伯达，自恃造反有功，自封为“西南小太阳”。在统治贵州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以人划线，排斥异己，动不动就动用武力，对反对他的群众组织予以“粉碎”、“踏平”。全省城乡武斗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贵州高原成了武斗的战场，死伤甚多，生产停顿。进人1969年夏天，贵州情况更为紧急，一个个告急电报飞到北京。李再含再压再打，也控制不了局面，只得反复向中央求救，要求支援。

　　面对贵州如此混乱的局面，周总理优心如焚，他在解决贵州问题的一次工作会上怒斥李再含:你任意为所欲为，搞独立王国，不能容忍，不能再等待了!在“九大”以后，毛主席提出“团结、胜利”的口号，周总理抓住机会，首先解决了山西问题，发布了有名的“七·二三布告”，紧接着又着手解决贵州问题。解决的办法亦与山西一样:对对立两派所反映的情况不足信，派新华社记者去实地调查研究，搞清事实真相。山西问题，总社派出袁木、朱承修等同志去调查了，然后中央将各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分清思想，辨明是非，采取措施，断然解决。周总理信任新华社记者，长期以来，许多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任务都是交给新华社记者去完成的。周总理认为，新华社记者超脱、客观，有高度，调查深人，观察问题敏锐，写出的调研材料明快、实在、可信。7月底，周总理将这一决定通知新华社。新华社接到任务后，便立即按周总理的要求抽调记者组成赴贵州调查组。

　　7月31日，总社将抽调的记者集中开会，交代任务。首先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中央派新华社记者去调查贵州的情况，到那里后多观察，了解，不表态，只向中央反映实情。然后由有关同志简要介绍贵州的当前情况，以及几个武斗重点地区的态势。我们听后内心不免有点紧张，感到到这样乱哄哄的地方去调查研究，困难太大。但在讨论中，大家认识到这是周总理交代的任务，是对新华社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完成。大家还说到，周总理不仅交任务，还交代工作方法，想得很周全，鼓起了我们在复杂情况下完成任务的信心。会上，总社还就调查组的分工和出发时间作了具体安排，指定国内政治组组长宫策为调查组负责人。铜仁地区是贵州武斗最严重的地区，指定由我带两名记者负责调查。总社领导告知，中央希望尽快解决问题，总理要求调查组马上赶赴贵州。总理办公室已通知空军安排明天的飞机。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急匆匆地赶到南苑机场。空军为我们准备的是一架大型伊尔62运输机。空军的同志说，你们任务紧，只能临时安排这架运输机了，没有座位，只好辛苦大家了。我们登上飞机，蹲在空荡荡的货舱里。飞机飞越黄河、秦岭，直向贵州飞去。我们的思绪却全在周总理的指示上。大家议论着，感到责任重大，一定要按照周总理的要求，克服困难，深人调查研究，搞清事实真相，为中央解决贵州问题提供有价值的材料。

　　到贵阳后，按照调查组的分工，我和同来的记者廖福钧、贵州分社采编主任王青海3人，先到省有关部门了解铜仁地区的情况，拿了各派报来的材料。第二天，我们便驱车直奔铜仁。

　　进人铜仁地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派武斗景象，公路设障，头戴柳条帽、手持武器的武斗人员凶神恶煞地拦住车辆，要强行检查。我们只好下车说明情况，并不得不将写有“中央调查组”的字牌贴在车前的挡风玻璃上。我们就这样进人铜仁，深入到地区和各县，作实地调查。所见所闻，令人触目惊心。我们在铜仁地区城乡调查了近一个月，写下了大量内参调研材料。下面是我们当时向中央反映情况写下的一些见闻的片断。这些内参加速了“贵州问题”的解决，使这个重灾区的人为灾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见闻之一:

　　贵州铜仁地区乱打乱抓乱杀现象仍然存在

　　新华社讯 最近记者来到铜仁地区，耳闻目睹，了解到这里武斗气氛很浓，抓人、打人、杀人现象仍在不断发生。

　　据了解，许多县、区、公社都关T人。铜仁“三红”总部到目前还关着十四人，吊打多次。少数民族聚居的松桃县，各区、社大多关了人。石歼县城内关了人。印江县把人关在山上的王皇阁里。在印江县树黄区，记者看到了正关着的区革委会副主任张xx。张对记者说，现在这里还关了不少人，经常吊打，我就被吊打了八十多次。

　　记者访问了松桃县孟澳区七江公社一个转业军人，他被关了两个多月，手被打断，最近跑出来。他对记者说，被关的人吊打得厉害，他总共被吊打了一百多次。他说，公社革委会委员代昌墓(“支红”派，党员)，被抓回去不久就枪杀了，他母亲被吊打死了。

　　在铜仁地区，各地“三红”派都成立T治安保卫小组，总指挥部、民兵营等组织，指挥抓人、打人、杀人。在铜仁城里，治安保卫领导小组，经常深更半衣派出武装人员，以查户口为名，进行搜查。许多地方路口设卡，武装人员对过往人员车辆进/、外一”进行搜查，记者就碰到过好几次。地区革委会主任李贵鑫，八月十三日从贵阳返回铜仁，在路上被一百多武装人员盘查达六个小时。

　　自从七月份以来，单铜仁城中，各级革委会负责人因办李不合“三红”派的口味而遭打的就不下十人。地区革委会成员赵保，在一次分区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出来在分区门口就遭到围攻和殴打。地区财务局革委会成员叶芝长，因为拒绝批条子取公款就被“三红”毒打一顿。

　　见闻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