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64年下半年，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震惊了中央，轰动了全国，那就是:贵阳市出现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整个领导核心“烂掉了”、“成为反革命两面政府”、“是小台湾”···……接着，中央指定贵州的“四清”运动由西南局直接指挥，并组织了由西南局常务书记、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和中纪委书记钱英为团长的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并从中央各部和军队选派100多名师局级干部和西南局各部委及全国18个省市抽调出的2000多名干部，以中央“四清”工作团的名义，进驻贵阳，全面领导“四清”运动。

　　7月，工作团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全盘否定贵州解放以来革命和建设的成绩，作出农村“社教”和城市“五反”分批补课的具体安排。至此，“五反”和“社教”并轨，统称“四清”运动，从政治上清起。市委领导在“三干”会上就贵阳市公安局问题作进一步检查，工作团及省监委转发省委检查组《关于贵阳市“五反”补课中初步揭露的材料》中错误地认定“市委核心基本烂掉”，贵阳“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等等。从此，一场由上而下的层层夺权斗争在贵阳市各单位铺开。

　　最早让人感到心惊肉跳的是公安局的“阶级斗争盖子”被揭开，挖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1964年7月，分管政法工作的常委、副市长柴龙，市委委员、公安局局长孙敦善，副局长樊儒祥、战诚堂、杨维家、田君昌以及部分科室负责人11人被认定为“蜕化变质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纠合起来的反革命集团”。柴龙、孙敦善因此被撤职关押审查，生产科长田永年被迫自尽。

　　市级机关各部、办、委、局以及各区负责人大多数“靠边站”，或者挨批、挨斗、写检查、受到不公正的处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首先被夺权，随后全市58个局级单位有35个被夺了权。紧接着，13位市委常委有n人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其中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的3人，被认为有严重问题受处分或批判的8人。

　　市委第一书记伍嘉漠被定为“长期混在党内并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判刑5年。一大批于部被打成这样或那样的“分子”，遭到批判、撤职、开除党籍的处理。大多数单位被列为“烂掉和部分烂掉”的单位，全市被处理的干部达3100多人。花溪区直属部、办、委局和公社63名主要负责人中，被撤换处理批判的达50人。工作团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夺了市委、市政府直属区、部、办、委、局的领导权，总结了“夺权经验”，上报中央，批转全国。

　　1964年9月，夺权后的贵阳市由成克任市委第一书记。1965年7月，市委领导班子进行部分调整，张一樵任市委第一书记，成克任第二书记。在中央工作团和改组后的省市委领导下，又派出大批“四清”工作队、组深人各单位，开展“补课”和“四清”运动。

　　这场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给贵阳的广大干部群众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四清”运动对贵阳的部署是“一举解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大任务，毕其功于一役”，全面解决领导权、所有制等重大问题，因此规定工作队员要“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工作队的干部必须经过县以上党委严格审查和挑选，对抽调来的工作队员要逐个进行复审，凡复查不合格的要进行清退。面对人数多、职级高、权力重、来势猛、决心大的“四清”工作团，贵阳市大有黑云压城之感。

　　“四清”运动是贵阳历史上的一场政治灾难，是文化大革命在贵阳的初步实践。原计划在1967年9月才告结束的“四清”运动因“文化大革命”的兴起而不了了之。可是，“四清”中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在“文革”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利用。在“文革”极左路线影响下，贵阳市被说成是“南下干部叛徒多，西进干部特务多，当地干部土匪多”，使“四清”中受到迫害的干部再一次遭到更加残酷的打击和折磨。而当初参加“四清”工作团来到贵州，肩负着防修反演变的战士，在“文革”中也走过了一长段艰难曲折的路，都共同遭受到左倾路线的迫害。

　　历史前进的步履缓慢而沉重地走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真正开始。在中共中央拨乱反正的方针指引下，贵阳市委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积极慎重地全面复查，使“四清”中遗留下来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解决。据统计，贵阳市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中，复查落实“四清”案件1740余件。1980年2月市委向省委的<关于贵阳市“四清”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四清’运动对当时贵阳的形势估计，运动的指导思想、方针、方法是错误的，所造成的恶果不是‘成绩伟大’，而是根本性的错误，不是局部性质的遗留问题，而是一大冤案”。1984年6月24日，中央在批复省委《关于彻底解决贵州“四清”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指出:“1964年贵州的四清运动是‘左’倾错误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对贵阳市已形成‘反革命两面政权’这种估计和分析是错误的，由此造成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是正确的”。

　　贵阳市是最先敲响“四清”战鼓的省会城市，是全国“四清”运动的重灾区之一。三年中所形成的冤假错案仅次于“文革”，超过“反右派”和“反右倾”案件的总和。中央认为，贵阳市建国以来的工作主流是好的，成绩是显著的。贵州省委、贵阳市委和其他开展“四清”运动地方的领导干部是好同志，当时由中央选派到贵州参加“四清”的两千名干部也是好同志。中央希望: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好遗留问题。

　　“四清”运动为贵阳的历史留下了一个沉重的课题。我们今天来研究它、总结它，是为了抚平创伤，团结一致，开创未来。

　　(执笔:叶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