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贵州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后，伴随大踏步地实现全省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而迅速诞生的。

　　1955年11月23日，全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铜仁县幸福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该社是由红光、新华、凯曹溪三个初级社并吸收44户互助组组员和部分单干农民联合组成。共有社员745人，181户。作为幸福桥社基础的红光初级社是1954年成立的，当年粮食生产就比1953年增长30%，1955年又比1954年增长55%。该社社员在建初级社后的两年中，平均比单干时的收人增长一倍。新华、凯曹溪两个初级社共80多户人家，也都是户户有余粮。这种实现合作化后收人迅速增加的事实，极大地吸引了互助组和单干户，并成为已加人初级社的农民希望实现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驱动力。因此，在全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指示精神中便顺利诞生。

　　紧跟着幸福高级社之后，12月，贵阳市茶店乡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到1956年2月，全省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时，已有47%的农户参加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19个县(市)基本完成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高级社的规模平均370户，最大的3700户。其中，都匀专区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0.47%，遵义专区占55%，贵定专区占46%，兴义专区占45.1%，毕节专区占43.1%，安顺、铜仁、镇远等专区占25%至35%。

　　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加快步伐前进。尽管中共贵州省委在会议上、文件中也提出要充分准备，稳慎前进、防止操之过急，但急躁冒进的情绪却不断升温。1956年6月20日，中共贵州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明确提出:1956年冬到1957年春在全省范围内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并保证90%以上社员增加收人。8月27日，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今冬明春做好初级社升级并社工作的意见》提出:“除了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其他个别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以外，要求今冬明春在全省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11月26日，省委又发出文件，要求1956年冬到1957年春“在全省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于是，各地普遍冲破原先制定的，已够急躁冒进的转社计划，争先恐后地大办高级社。到1957年3月，全省参加农业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7.1%，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的86.4%，就连基础薄弱尚不具备建社、转社条件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远地区也建起了不少高级社。至此，全省基本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快，时间短，因而问题也不少，必然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违背客观规律和农民群众意愿的事情发生。如兴义县下午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便突出地表现出当时较普遍存在的“过急”、“过大”、“过粗”的问题。它是在全省批判“富农思想”和“右倾思想”，快马加鞭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下一哄而起，由原先的下午屯集体农庄改名而成，不少农户是从互助组甚至单干户“一步登天”进人高级社。它的规模包含了下午屯、双生、坝佑3个乡的70个初级社、14个互助组、287户单干农民，共2982户，1.2万人，大大超出了它当时所具有的组织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在急速转人高级社的过程中，未认真贯彻人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政策，把当地农户一个不漏地组织起来，把初级社、互助组都尚未处理好的事情带进人了高级社。又如息烽县灯塔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违背了自愿原则，未能处理好分配中的实际问题，导致一部分社员要求分社，多次到县委请愿，其中一名代表还为此被捆绑，造成了不良影响，县委最终只得同意分社。类似的情况在全省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群众对此也有不少反映。当时任贵州省副省长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先生考虑再三，终于鼓起勇气，于1956年n月间起草了一封致毛泽东的信稿，坦诚直言:“合作化运动，大体说是农民自愿的”，“可是一般说来，条件还不够成熟”。在列举一些问题后，他希望能采取“弥患无形的措施”，加以纠正和弥补。然而，在上下头脑都比较热的当时，他将这封信先呈送省委一些领导审阅和征求意见，不仅未能得到支持和鼓励，反而在一次会议上受到不指名的批评，给毛泽东的信也就留在省委，未能寄出。

　　中共贵州省委也注意到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不断发出指示进行指导。

　　1956年11月26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步总结与今冬明春工作意见)，提出:“今冬明春农村工作任务是以生产整社为中心结合其他各项任务”，紧接着12月22日，(新黔日报》发表了《转社工作不能草率》的社论，强调在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过程中，要老老实实地进行思想工作，广泛听取社员意见，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解决实际问题。全省进行了高级社的整顿工作，整顿的主要内容有:

　　1.思想整顿。在由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化的过程中，有不少社员的思想认识不够，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因语言不通，对政策的理解也就不透彻，加上基层干部宣传得不够深人，致使不少农民抱着“走着瞧”的想法，还有一些新老上中农思想动摇，要求退社，不少社员“以社为家”的思想不牢固等等。针对这些情况，各级进行思想整顿，做广大社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宣传党的政策来安定人心，不断提高社员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认识，这是思想整顿的主要内容。

　　2.组织整顿。全省的高级社规模都偏大，平均每社有370户人家，最大的高达3700户，对这么多户人家的高级社要进行有效的管理，组织上的整顿是第一位的工作。必须抓好几件事:(1)是建立健全高级社的管理机构和生产组织，(2)调整社的规模。(3)整顿社员队伍，对要求退社的社员，允许退社。

　　3.具体政策的落实。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后，广大社员对生产资料的处理、劳动管理，按劳分配等都非常关心。1956年3月20日，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中作了明确的规定。比如，土地、耕牛、大型农具、山林和柴山、股份基金等一系列问题，都有了明确的交待。在整顿高级社的过程中，中共贵州省委注意尊重事实，尊重实际，不断发出指示，帮助高级社加强经营管理。

　　1956年5月9日发出的(中共贵州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的意见)中，指出了一些地区的铺张浪费和滥用民力的现象，要求各地认真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从各方面把社办好，保证90%以上的社员收人增加。6月，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省委副书记吴肃在会上就农业社的生产管理现状、生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高生产管理水平作了专题发言，提出了搞好生产管理的5条意见。1957年5月4日，中共贵州省委批转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执行中央<关于民主办社的事项的通知>情况的报告》，省委要求各地(市)县委结合当前生产，对执行中央《通知》情况作一次全面性的检查，协助区、乡党组织订出计划，认真贯彻执行。所有这些措施，对高级社改进经营起到了指导作用。

　　在实现全省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的过程中，由于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形势的影响，贵州忽视了农村生产力落后，农业经济基础薄弱和地区间发展差异大的特点，存在着速度过快、规模过大、工作过粗的情况、实质上是超越了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左”的思想所致。许多高级社建立以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干部管理水平低，经营管理不善，分配中难以真正实行按劳分配，不能保证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人;许多高级社自留地划得少，社员的生活需要远远得不到满足。由于建社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急躁冒进、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等“左”的做法，一定程度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高级社存在的这些问题后来都带人了人民公社，为尔后严重地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的失误埋下了基因。

　　尽管如此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代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毕竟是中国农村亘古未有的伟大变革。农村的主要生产资料变为集体所有，取消人股分红，实行按劳分配，把个体农民完全引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也解决了初级社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农村经济仍然是处于发展之中。1950年至1957年，贵州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6.8%，粮食总产量平均递增7.7%。从1954年7月起，全省余粮按国家计划调运出省。这一时期是贵州农业发展较快的时期之一。农业合作化在中国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中，仍然有它不可磨灭的功绩，其中的经验教训也同样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