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贵阳和全国一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断。从1966年起,全国所有中学、中专和大专院校不再招生,所有单位停止招工。城市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在1968年初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指出:“1966年至1968年,全国积压中学生400多万”,并提出“大部分必须安排下乡”。全国各地响应号召,陆续展开了上山下乡工作,1967年10月北京的部分中学生率先自愿奔赴内蒙古牧区、“北大荒”插队落户。

　　1968年,贵阳市也积压全市40所中学的“老三届”(1966年、1967年和1968年三届高、初中应届毕业生,下同)2万余人。为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号召,8月21日6000多名“老三届”和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在六广门体育场集会,表示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9月20日,10余万人在邮电大楼广场集会,欢送贵阳地区上山下乡安家落户的“老三届”以及到部队农场锻炼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其中包括贵阳市大学、中学校毕业生组成的“威宁新农民战斗连”、“高原轻骑突击队”、“换新天战斗团”。10月8日,这批“文化大革命”期间由跨校学生自发组成的上山下乡队伍,作为首批贵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分赴平塘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插队落户,将贵阳市的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了高潮。贵州农学院68级毕业生陈保红、贵州省物资学校68届毕业生魏西林等放弃工作分配,加入“威宁新农民战斗连”。

　　同年10月28日,贵阳地区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指挥部,专门负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全国骤然兴起。

　　在贵阳,遍布大街小巷的喇叭反复播放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宣传车昼夜不停地宣传;街巷的墙壁上几乎被关于“再教育”内容的大字报所覆盖。与此同时,各中学开始大规模的动员和组织,一批接一批的“老三届”被卡车持续不断地送到省内各地农村插队落户。至1969年1月下旬,全市被安置到省内32个县(市)和贵阳市郊农村插队落户或农场集体插队的“老三届”就有16800多名。另外,各街道办事处也开始有计划地动员组织社会青年到农村落户。1969年1月6日,云岩区头桥街道办事处40名社会青年组成“1221新农民战斗连尖刀排”,到边远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农村安家落户,成为贵阳市第一批到农村落户的社会青年。2月,贵阳市云岩区贵乌、三桥、中北、黔东等街道办事处辖区的309名社会青年到毕节地区农村落户。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滞留在城里的“老三届”和社会青年,除少数参军、特殊照顾或因病留城外,几乎全部下到农村插队落户。3月中旬,修文县安置了上海市到贵州省农村落户的449名知识青年。

　　“文化大革命”中,最初上山下乡还是一部分知识青年自觉的选择,到1968年底完全变成了强制性的运动。一代知识青年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大批贵阳知识青年被安插到毕节地区、遵义地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地的贫困山区,生活和生产条件十分艰苦,知识青年不仅不能自食其力,还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下乡的人多面广,安置工作粗糙,知识青年下乡后,形成无人过问的状态,不但物质生活困苦,有的还受到政治迫害。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农村还是能积极面对现实,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认真向农民学习生产知识,参加各种农业劳动,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组织和参与各种社会文化活动,成为城市文明的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