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新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数以千万的知识青年从城镇下到农村,历经合作社、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伴随着几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摸索阶段,这场运动历时之长、涉及之广、影响之深,成为区别于其它运动的主要特征。贵阳市几万名中小学毕业生用自己的青春在这场运动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一

　　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中国农村缺乏人才和城市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1955年毛泽东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指出:“组织中学生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同年8月,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农村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到来,农村需要知识、人才的实际,提倡未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倡导知识青年回乡务农。由此开始,除大跃进时期一度中断外、二十多年,在城镇就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他们开创了“回乡知青”的历史,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军和“知青”的重要组成。1956年,共青团中央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多个省、市团委开始组织城镇青年远征垦荒,“向荒山进军、向荒地要粮”。同年1月5日,贵阳市由康发祥等11人自发组织的“青年垦荒队”,响应党团组织号召,到丹寨县国营农场创建新的农业生产基地,他们是贵阳历史上惟一的一支自愿垦荒者队伍。

　　1957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有知识、有文化的第一代新农民”的号召下,共青团贵阳市委和市教育局组织135名中小学毕业生分别到市郊的中曹、朝阳、茶店、洛湾、陈亮等五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落户,这是贵阳市第一次有组织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1963年11月,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成立,国家开始将安置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长期性工作。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各省、市劳动部门正式把上山下乡作为就业安置的主要工作来抓,全国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共青团中央将自愿下乡并在农村做出突出成绩的邢燕子、董加耕、侯隽树立为知识青年先进典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

　　贵阳市从1963年起开始对中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号召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鼓励他们立志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8月暑假期间,各校均有零星“社来社去”的知识青年回乡务农,贵阳市第四中学一名初三毕业生自行到丹寨国营农场落户。

　　1964年开始,贵阳市劳动、教育部门和共青团组织相互配合,引导应届高、初中毕业生思想上做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即升学或下乡的准备)”,加强了动员宣传。6月,20%～25%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向学校提出上山下乡申请。特别引人关注的是,各中学均有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主动放弃升学,选择到农村去,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热潮。8月14日,省、市领导和全市各界代表1000多人在市人民会场举行大会,欢送奔赴农业战线的知识青年。次日,200多名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分赴乌当区洛湾公社和花溪区孟关公社插队落户。这是贵阳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贵州日报》头版以通栏标题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发表知识青年代表濮振远撰写的文章《做新时代的新农民》,同时配发了贵阳市第一中学高三(3)班班主任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送行的照片。9月5日,各中学又一批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及少数社会青年分赴花溪区、乌当区的农村落户。当年,全市22所中学的高、初中应届毕业生有316名到郊区公社生产队和公社林场插队落户。其中高中毕业生56人,初中毕业生258人,另有2名是高小毕业生;有团员75人,班干部40人。

　　1965年7月31日至8月6日,贵阳市召开“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知识青年代表会议”,l70多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出席。有关部门组织代表们到母校汇报在农村一年的劳动心得。报刊和广播电台着力报道了这次会议和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在校学生的上山下乡热情。各中学几乎所有应届毕业生都写了决心书,很多学生表示只有“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坚决要求下乡去当新农民,建设新农村。8月24日,贵阳市上万人欢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440余人到花溪区孟关、小碧,乌当区洛湾、沙文四个公社的生产队和林场插队落户。当年全市先后有34所中学的600余名应届和往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

　　贵阳市1964年和1965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政策,也是部分学生自愿的选择。知识青年落户的地点,基本都是生产和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社队,安置工作做得比较扎实,各校还派有老师带队,下乡的毕业生也基本上按照“本人满意、家庭满意、学校满意”的“三满意”原则选择批准的。这批年龄在15至20岁左右的年轻人怀着改天换地的理想,决心把农村当作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广阔天地”,去接受锻炼,增长才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文化、有觉悟的劳动者。这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有一部分是主动放弃中考或高考,甚至保送大学的机遇,立志扎根农村;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上山下乡,决心到艰苦的地方“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这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思想基础较好,在农村普遍能吃苦耐劳,受到农民的欢迎。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锻炼,很多人成为农业生产强劳力或技术骨干;有的还被推选为社、队干部和人民代表。1964年到花溪区孟关公社插队落户的贵阳知识青年陈贤,1965年被评选为十名“贵州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积极分子”之一,树立为全省青年学习的榜样。1964年、1965年两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建设新农村、立志新农民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当时普遍称为“新农民”,“知青”之名倒不响亮。他们下乡不久,置身于四清运动中,许多成为运动骨干,有的纳进四清工作组,脱产四清工作。文革浩劫他们也概莫能外,参加了红卫兵,斗人也挨斗。运动中,有6名知青离开生产队,户口迁移回到贵阳。许多知青或沉思、或逍遥、或潜心学习,为日后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上世纪70年代末,轰动全国的“七人大字报”的撰稿人郭成望即是1965年插队落户孟关公社贺六寨的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