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威力无穷

　　解放之初，潜伏的匪特慑于我军声威，未敢轻举妄动，农村的封建势力不了解我军的具体政策，亦在窥探之中。因此，当时社会治安表面上较为理想，到处是一片欢庆解放的热烈景象。但当我军主力继续进击，入川入滇后，匪特与封建恶势力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四处奔走，煽动蛊惑。不久，土匪便陆续开始起事，由零星小股试探性的骚扰破坏，渐渐集中至成百上千，活动到乡场附近、公路两侧。1950年3~4月份，贵州全省的匪乱达到高潮，除各地反动势力纷纷自树旗帜，占地为王外，原起义的部分蒋军约15个团和各地的乡保武装亦相继叛变为匪。当时，全省较大的股匪计约460余股，武装土匪达12万余人，拥有机枪千挺以上，他们公开扯起“反共”旗号，将斗争矛头直指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由原来袭击我单独行动的地方工作人员，伏击我班排部队，发展到攻城掠地，五兵团司令杨勇、参谋长潘跃成都战役后返贵阳途中，亦遭土匪伏击，我141团直属部队及1营，被叛匪保安1、5、12三个团包围在水城、纳雍之间，激战三昼夜始突围成功，牺牲干部战士2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仅在3一4月份，仅我军政人员英勇牺牲者即达2000余人，“整个贵州就象一张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桑叶，我们控制的几条主要公路沿线好比几根残存的叶茎。”匪焰之盛，足见一斑。

　　对于新解放区可能发生匪患的情况，党中央早有预感，在1949年8月6日，新华社社论指出:凡是新解放区，起初必须有一个相当长时期，集中进行剿匪反霸斗争，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势力，才能打开局面，站稳脚跟，这几乎已经成为斗争发展必经的过程。全国解放以后，针对各新解放区出现的匪情，党中央于195。年3月18日发出关于剿匪和建立革命秩序的指示，并明确规定了“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气“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具体政策。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依据中央精神，针对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更具体指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要把剿匪斗争当作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战役来打。

　　恨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贵州省军政指挥机关在认真夯析本省匪乱形势，总结前一段与匪斗争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剿匪对策。首先，加强领导，成立剿匪委员会，其次，在军事上重新布署，主动退出一部分不易控制的县城和边沿地区，加强交通沿线的守备力量。

　　第三，集中一部分机动部队，组成东西两个集团，分片有重点地进行清剿。

　　整个清剿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肃清潜伏匪特。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我人民政府查明贵州土匪叛乱是国民党特务策划和指挥的结果，为了斩断魔爪，50年3月23日，公安机关对贵阳市进行大搜捕，查获特务钱济渊以下249人，摧毁了匪特的指挥机关，粉碎了匪特妄图里应外合，首先攻陷贵阳省城的阴谋。

　　第二阶段，集团作战，合围聚歼股匪。为扭转被动局面，使匪患敛焰，6月21日至7月10日，东集团军首先组织了瓮(安)余(庆)媚(潭)铁壁合围战役，打击当时在匪伙中政怡影响较大、武器装备较好的、起义后又叛变的王福堂部，东集团军以三个主力团加16军随校大部投入战役，在历时20天的战斗中，活捉敌“三九二部队野战副司令”王福堂，歼匪主力3712人;7月5日，西集团军组织金沙战役，25天里，歼灭“中国国民党反共自救军西南联军川黔边总指挥部”、“中国人民反共自救军第八兵团川黔边游击总指挥部”、“中国人民反共自救军金(沙)仁(怀)边区总指挥部”、“息(烽)开(阳)修(文)总指挥部”、“中国人民反共自救军西南军区总指挥部”5个匪指挥机构，歼灭了罗维舟以下5。。O多人(原五兵团参谋长潘焱语，按当时任西集团指挥长郑统一之说，则是文老洞统帅下的“黔西北剿共总司令部”下属的5130多人)。

　　这两次进剿予土匪以沉重打击，使匪焰锐退。接着，西南军区下达第十号指示，命令川南军区部队及15军并川滇黔康几个军分区部队，统由15军秦基伟指挥，秦基伟受命后即布置15军45师组织四省会剿南集团，合围威(宁)赫(章)地区，战役于9月10日开始，历时20天，共歼匪10719名，摧毁敌“八兵团司令部”、“贵州行署”、“滇桂黔反共抗俄同盟军总司令部”、“中国人民救国军军部”、“云南军政长官司令部”等指挥机构。同时，隶属18兵团26军的186师奉命从川西赶赴黔东南，组织雷(山)台(江)合围战役，歼灭“黔东南绥靖总司令”谢世钦以下7495人，战役从9月15日开始，历时1个月。

　　在整个会剿期间，贵州省境内共组织了歼敌千人以上的战役12个，歼敌百人以上的战役近40次，通过这些战役，一时不可一世蔓延于全省的匪焰受到了摧毁性打击，著名股匪大部被歼。

　　第三阶段，主力部队的矛头由中心地区指向边沿地区，同时发动全省群众性的清匪运动。

　　从1951年元月开始，在川、湘、桂、滇邻省地区兄弟部队的协同下，贵州军区所属部队先后对省际结合部地区的大股土匪，进行多次边地大规模会剿和围剿。元月13日至2月3日，发动荔波合围战，歼敌“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总司令陈玉参以下8200余人。接着又在2月24日发起对长期盘踞黔桂边境平塘和广西天峨、南丹三县交界地最大股匪莫树风等部的合围进剿，7天时间，全歼该匪100。余人。3月23日到4月20日，对罗甸股匪进剿，5月13到5月21日对册亨、望漠三县发起合围进剿，两次战役共歼敌2000余人，俘各地逃赴该地的大小匪首数百名。

　　在此阶段，所进行的大战役还有:黎、榕、从(黎平、榕江、从江)地区合围，歼灭土匪石修竹部541。余人;岑(巩)玉(屏)地区的凉伞会剿，歼敌杨云发以下3040人;梵净山试论解放初期的贵州剿匪活动会剿，歼敌彭景仁以下2色85人，道(真)正(安)务()l})地区合周，歼敌史肇周部3500余人等。

　　这些重大剿匪战役的胜利，彻底打击了贵州匪患，截至7月底，全省仅存土匪20。。余人，只能苟延残喘，无力再兴风作浪了。

　　在大兵团开展大战设的同时，人民政府和各级党政组织还大力发动群众进行清匪运动。在经过大战役打击后，大的股匪虽已被消灭，但仍有不少漏逃土匪及小股匪徒，对于这些分散的土匪，显然不宜使用大兵团作战，只有组织和武装广大群众，才易奏效。1950年12月和1951年4目，省军区两次下达《建立人民自卫武装的指示》，要求各地“为更有效地配合部队剿清残匪，巩固革命秩序，应加紧迅速普遍建立不脱离生产的人民自卫武装。”人民自卫武装的建立，对于肃清残匪起到了很大作用，如毕节县以自卫队为主，配合少量部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清剿活动，当时在毕节县的区与区之间、县境边界地区还有10人以上的股匪32股，计1300多人，结果共歼匪1384人，全县达到了净化的耍求。

　　在1950年元月到1951年8月20个月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在贵州省境内共进行大小战斗4200多次，毙俘匪中队长以上匪首1遵397名，匪众263739人，缴获各种炮298门，轻重机枪1247挺，长短枪116866支，取得了贵州剿匪的巨大胜利。使敌人妄图颠覆人民政权、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阴谋彻底破产。

　　四、关于贵州剿匪运动的历史经验

　　剿匪运动作为贵州解放以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

　　其一，方针正确，战略措施得当。早在进军西南之际，党中央即指出:“大西南解放后，各部队要用相当时间，集中主要精力，进行一段剿匪反霸斗争。”确立了我党我军进军后经营西南的建政方针，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和任务。针对当时匪患猖撅的情况，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及时地采取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的措施，并规定了“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宽严相结合的政策，解决了野战兵团作战职能转变的问题。

　　其二，清匪反霸与土改工作同时进行，实现了面七打击和基础治理两项工作同时进行。贵州匪患猖狂，有其社会原因和经济基础，要想改造贵州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实现我党的革命任务，首先必须遏制匪患，为改造工作清理环境;而要彻底清除匪患，又必须铲除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在剿匪活动中，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将剿匪反霸和土改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二者产生相辅相成的作用，所以在短期内即解决了贵州匪患，也初步完成了土改任务。

　　其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人民战争。贵州虽然是新解放地区，群众基础较差，但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在开展剿匪过程中，始终坚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把发动群众，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剿匪运动作为工作重点，因而形成了剿匪工作中人民战争局面，使匪徒无处藏身。贵州剿匪斗争的胜利，再次证明了“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论断的正确性。

　　(作者工作单位:海南省省委党史研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