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季，贵州发生了大规模的匪患。这一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匪患及人民的剿匪活动，是贵州现代史上最生动、最惊心动魄的一页。对于这一场剿匪活动进行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笔者不揣浅陋，试作论述。

　　一、历史积淀、沉渣泛起

　　匪患，历来是贵州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大阻力。人们常说贵州“地无兰里平”，这既是对贵州地貌的一种概括，也是对旅途治安的一种担忧。由于贵州地质条件复杂、喀斯特地貌遍及全省，山高坡陡，林深草密，交通十分不便，这种复杂的地形和地貌，很利于不良分子的藏匿与活动，而不利于政府的治理。

　　长期以来，匪患一直是困挠贵州的一大社会问题。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对于匪患的防范和打击:为了保障骚道的畅通，骚道所经之处每隔一定地段都设有卡哨，在各交通要道的险要处及匪患较重的地方，则设立各种类别的军事据点，在一定的地域里还设置了重兵、安排军屯等。如，明朝在贵州设立近20个卫所，清朝则大量使用屯堡;民国时期，周西成的发迹，即与匪患有关;彭汉章也因对匪患镇压不力而被赶下省长宝座，率部出走铜仁。

　　解放军进入贵州之初，各类土匪一度敛焰，等解放军主力部队调赴四川、云南，各类匪徒以为有机可乘，遂在贵州全境发动叛乱。

　　二、解放初贵州土匪的特点和猖狂的原因

　　解放初期贵州的土匪组成，有着和历史上不同的特点:

　　1.其中一部分以少数特务分子、恶霸地主为骨干，以地富为基础，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为后盾，勾结帮会头目、惯匪、流氓、兵痞等，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武装叛乱;企图占地为王，2.政治性明显增强，造成当时匪患的主要土匪武装力量，是原国民党军队的残部及准武装部队，他们以反共为主要目的，企图达到恢复国民党反动统治，保护封建剥削阶级利益的目的。因此，他们打出的旗号无不冠以“国民党”、“反共”、“自救”等字样，具体行动口号就是“先打共党政府和解放军”，为了实现其政治口的，蒙蔽和驱使群众为匪，还提出了具有经济实效的口号，如“抗粮自卫”、“反对禁烟”、“反对禁用银元”、“打开县城有盐巴有粮食”等，具有一定的煽动性和诱惑力;3.还有相当部分土匪纯属乌合之众，这些人武器粗劣，装备简陋，战斗力不强，胜则疯狂，败则一轰而散，易击溃，不易消灭。构成土匪势力主体的广大匪大部分是被欺骗、胁迫参加者，数量虽多，但训练极差。而且，这些匪徒虽然在表面上有统的指挥机构，口号也相一致，但内部矛盾重重，匪首之间、匪首与匪众之间互相猜疑，各有打算，匪焰炽盛时尚能统一行动，受挫后即各行其事。

　　解放初期贵州各地土匪活动十分猖撅，致使全省各地绝大部分为土匪所控制，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仅保有贵阳到四川赶水、贵阳到三穗、贵阳到盘县、毕节到黔西等儿条主要交通干道两侧不宽的范围，匪焰之嚣张由此可见一斑。造成当时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各种史料综合分析，这些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封建势力基本未被触动，使匪患拥有生存的社会基础。解放军第五兵团1949年11月1日分别由湘西的邵阳和桃源地区进击贵州，一路破关斩将行动十分迅速，在11月15日即进占贵阳，到月底占领贵州全境，完成了军事进击任务，但短时间内无法完成对地方政权的各种改造任务及其它相关的政治任务，出现了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封建势力原封未动”的状况。正如原五兵团参谋长潘众在回忆录中所说的:“由于我军进展迅速，解放较快，封建势力、封建秩序和国民党的反动保甲制度还未来得及触动，广大的乡村仍被其所统治，大量的封建迷信组织(如哥老会和其它的会道门等)和民间枪支仍被其掌握。”

　　第二，解放军主力入川、入滇作战后，形成了军事上的暂时“真空”状况。11月21日，根据刘伯承、邓小平命令，五兵团除留兵团直属机关大部及十七军于贵州进行城市接管、肃清残敌、维护交通外，十六军、十八军向川南疾行，迅速占领毕节、尔后攻占赤水、宜宾、沪州一带，断敌退路。11月20日左右，盘踞在滇东北的国民党新八军和廿六军按照蒋介石命令，迅速向昆明移动，企图在我军进入云南之前占领昆明，吃掉已起义的卢汉部队，破坏昆明城，尔后逃入缅甸。当时刚宣布起义的卢汉部队仅有10余个保安团，分布在昆明和滇东一带，我滇桂黔边纵队，其时分散在三省边界打游击，昆明的情况十分危急，卢汉急电二野刘、邓首长，呼吁派兵救援，当时二野主力正进行成都会战，无瑕南顾，四兵团还相距甚远。在此情况下，二野刘、邓急令五兵团派17军主力挺进滇东，驰援昆明。这样，在全省广大地区只有少数部队参加城市接管和维护治安，匪特以为有机可乘，于是便群起叛乱。

　　第三，在解放军挺进西南、国民党政权迅速溃败中，一些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利用这种政治上的真空时机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状态，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企图继续保持其反统治。

　　第四，贵州山高谷深，地形复杂，交通极为不便，文化落后，各族群众贫困等因素，也给土匪的活动提供了便利。

　　第五，贵州土匪以国民党特务为骨干，以封建势力为后台，依靠封建关系，以叛军惯匪为骨干，欺骗胁裹部分群众，啸集附合而成。其主要匪首大都为恶霸地主、军阀、政客、特务、惯匪，且大多数人集多种反动身份于一身，如黔南大匪首“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总司令曹绍华、黔东北大匪首“黔东北总指挥，，史肇周、“反共救国军第八兵团”司令罗湘培等皆如此。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外，贵州匪患猖狂，更直接的还是国民党匪特精心策划和潜心炮制的结果。早在19d9年1月，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贵州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就应召飞赴南京，接受蒋介石关于把贵州经营为抗拒解放的根据地的密令。在蒋这一战略意图指导下，谷正伦、韩文焕和中统、军统在贵州的组织统一行动，共同制定了“应变计划”，决定:先从_L而下加强政治方面的“反共”宣传教育，灌输所谓“反共救国实施纲领”，从思想舆论上作好准备工作;其次，进行军事准备，扩充部队，把贵州原有的5个地方保安团，扩充至8个，不久又扩为6个师的编制。正规部队亦迅速招兵买马，成立第19兵团，下辖49和89两个军。企图在解放军入境时以正规军、保安团作为阻击力量，御解放军于黔境之外，若被击溃，则散于各地打游击;为了更好地利用地方封建势力，谷、韩还以省政府、绥靖公署、省保安处的名义，在贵阳雪涯路开办“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招收所谓“社会贤达”、“自然领袖”、“党团有力份子”入班学习，加强封建势力内部联系，把他们培养训练成“反共中坚”，作为以后发展匪特武装，对抗新政权的骨干。“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共办3期，轮训了160。多人。这些人遍布全省各地，成了后来土匪暴乱的元凶祸首;谷、韩等提出“政务下乡”“党务下乡”，直接派遣特务下乡加强同封建势力的勾结，以便控制农村，组织叛乱。为了便于以后挑动农民群众，他们还开放烟禁，号召各地广种鸦片;临近解放，谷、韩在仓皇逃跑之前，再次布置一批特务骨干携带40多部电台秘密疏散、隐蔽潜伏，并从各地监狱放出800余名惯匪小偷，指示他们一旦时机成熟，即按原定“应变计划”组织游击战争。

　　当贵州匪患全省蔓延之时，我军由于不大适应从大兵团作战转为分散剿匪，加上对土匪的力量与破坏性认识不足，有松懈和轻敌情绪，因此剿匪活动开始时受到一些挫折。这种情况，对匪势的炽盛也有影响。

　　当然，导致贵州解放初期匪患炽烈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有着政治、经济、社会等种种因素，决非所分析的这样简单，但择其要点而论，大致有这样一些。

　　三、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威力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