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天，我被县委任命为壶关县集店乡党委书记。上任不久，就有几个大队支书来交任，说工作实在无法搞了，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地里打来的粮食，出了公粮，分不够口粮；分了口粮，完不成公粮……

　　我做了一番调查，全乡14个大队，1.3万口人，虽也耕种着近2万亩土地，但亩产量却一直徘徊在300斤左右。因为粮食的欠缺，年年要出外借粮，累计下来，全乡已外借粮食240万斤，涉及到两省、五县、48个村。只西庄一个村，就借下本县土河村的42万斤粮。显然，吃饭成了大问题。这该怎么办呢?

眼睛向下问群众

　　我是初次当书记，没有经验。带着这个问题，去见县委书记张维庆。张书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已明确指出，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你们所提出的问题，应当眼睛向下问群众，从实际中找答案。”

　　遵照张书记的意见，我首先跑到常平大队宋刘富家。宋刘富是个年轻有为的支书。他见我亲自登门来访，自然很乐意。当我提出如何解决群众吃饭这一问题时，他迟疑了好半天才说：“我倒有个法子，不知当讲不当讲?”我说，无论什么话都能讲，但必须实话实说。他觉得我很诚实，又很心切，就说起来：“我只能与你说，还得保密，事不成，也不能受到影响———特别是你。我是个光脚人，还怕穿鞋的?”他所讲的就是联产承包，包产到户。他曾偷偷地把三队与六队的一些边远山坡地，包在户下，亩产量大都在500斤以上，而大片的平川地，也不过400斤。他说：“如果你有胆量，敢把土地包到户下，我敢说，吃饭问题，肯定解决。但是，这种做法很危险!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咱山西人敢这样干吗？”

　　宋刘富的话，深深触动了我，引起了我的重视。接下来，为了让百姓掏出心里话，我来了个村村吃派饭，不进干部家，专吃社员户。全乡14个大队，我走访了12个，吃了30多家派饭。

　　他们说，说真心话，大锅饭实在不能吃了———上地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出工不出效，都是磨洋工。你站的，我坐的，打不下粮食都饿着……

闯下大祸大家顶

　　从调查中看，要想尽快解决温饱问题，当今唯一的办法，就是联产承包，包产到户。那么，敢不敢这样干呢?当我把这一问题，摆在党委会上时，大家都吃惊了。乡长薛天补说：“梁书记，你是不是吃了豹子胆啦?你睁开眼看看，从中央到地方，哪个报纸上登过这方面的材料?”党委宣传员王安保说：“这可不是小耍杏核哩，这是反大寨哩……弄不巧，轻则丢纱帽，重则会坐牢……”

　　这么一来，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强烈斗争：是要硬着头皮，强迫群众继续坚持大锅饭，过少吃无喝的苦日子呢，还是要按照广大群众意愿，联产承包，包产到户，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尽快解决大家的温饱问题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乡之主，党把一万多口人的命运交给了我，我应该怎么干?是冲锋陷阵，还是临阵逃避?……思来想去，出路只有一条：必须站在风口浪尖上，不惜一切实行包产到户。我感到，只要是真心真意地为民众着想，只要是实事求是地为百姓办事，即便是“丢官、坐牢”，也无所谓。

　　我的决心下定后，就着手做党委一班人工作。我深知：主观不行，强迫不行，独断专行更不行。我的方法仍是，先让他们走进农家，与百姓促膝谈心，听百姓倾吐真情……人心都是一样的：只要你能诚心与他们谈，他们就会说真话；只要你能感受到真情，你就会产生激情。这样一做，大家深受教育。都说，不问不访不知道，一问一访心就跳，万万没有想到，包产到户的欲望，早已埋在广大群众的“心底”。在班子会上，我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我的感觉中看，包产到户应该说是正确的，是用不着怀疑的。但是，天下的事情很难说定，也许会搞错。即便是搞错了，也不要怕，责任由我一人承担，与大家一概无关。”这么一说，反而激发了大家的情绪。副书记王胖松说：“还能那样做?人凭良心虎凭山，闯下大祸大家顶，绝不能推在一个人身上。”副乡长申八斤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干对了，就应该；干错了，咱就改，该怎处理就怎处理。”

包产到户不留“情”

　　党委一班人思想统一后，接下来就是做大小队干部工作，这是重中之重。这一步走不好，将一事无成。我们的做法是，先从党内开始，先将全乡14个大队所有支部委员，集中乡里充分讲明联产承包、包产到户的意义，然后，让大家公开讨论，各抒己见。这么一来，就像捅了马蜂窝：这个说，这是公开反大寨，我们不干；那个道，就是群众也通不过……无论他们怎样说，也不会改变我们的观点，我们仍是从多方面讲包产到户的好处。

　　经过一番争论后，初步统一了支委们的思想，但他们返回大队，与大小队干部一接触，就反悔了。他们共提出三条意见：一是不愿推倒“集体经济”。从解放到现在，30多年了，已经迈开社会主义步伐了，怎么还能倒退呢?说什么，辛辛苦苦30年，不能一夜就退到解放前。二是包产到户后，无法领导，全大队将会变成一盘散沙。三是集体财产将要造成严重损失。20多年的发展，集体家当也很大，牲口、车辆、农具等，将无法使用与管理……

　　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大小队干部都不愿放权，特别是小队干部反对得更强烈。并且，全县各地也传来风言风语，说什么，集店乡是反大寨的急先锋，梁忠文在那里是瞎干，他本人栽跟头是小事，给县委带来麻烦是大事。因而，有不少人向县委汇报，要县委出面制止，要梁忠文回县检查。而县委书记张维庆，正在省里开会，在家常委，谁也不敢做主，谁也不愿与我们这个“是非”之地接触，只是派了一位老干部来制止……

　　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党委展开了讨论，有的说，可以暂停一段，避避风再干；有的说，既然定下来了，就要硬着头皮干……正在这危难之时，县委书记张维庆来了。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说：“你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对的。就是要有超前意识，要走前人没走过的路，要做前人没做过的事……”

　　张书记的一席话，大大鼓舞了我们。我们决定队队召开群众大会，公开交给群众讨论。党委成员全部参加，都要亮明旗帜。只要是广大群众满意，我们就支持。我们的做法是，开一次大会定一个大队，当场表态，拍板定案。这样一来，广大群众万分高兴，我们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全部实行了联产承包，包产到户。

先走一步天地宽

　　包产到户一落实，一场空前的冬季生产运动就掀起来了。尤其是积粪造粪更为出色，人们不仅把多年来堆积在村里村外的垃圾杂草清除净，连村边的沟坡、路旁的草皮也刮光了……

　　次年一开春，轰轰烈烈的春耕大生产，一下就推向高潮。全县各地还都是“上地一条龙，做活一窝蜂”，而我们乡已变成“下地各自行，做活满天星”。

　　先走一步天地宽。这年秋天，我们乡获得了空前大丰收，亩产量由300斤上升到420斤，增产幅度达到40％。对于这些成绩，县委书记张维庆他不仅办公室听，还要走村串户，进百姓家看。当他在西庄村随便登上一家阁楼，亲眼看到满满一楼玉米棒，得知增产幅度超过60％时，他高兴地对我们说：“实践证明，你们集店乡这一步棋走对了。你们为咱们县引了路，摆了样，来年一定全县推广。”

　　这一年，我们乡不仅家家留足了口粮，还清外借粮食240万斤，还超额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共卖粮146万斤，占全县总征购任务200万斤的70％以上。

　　这年秋后，县委、县政府，在县召开的三干会议上，不仅把我们排在第一位，大大奖励了我们(全县共奖了18辆自行车，我们就得了14辆)，还认真总结了我们的经验，在全县推广。

　　1982年，全县获得了大丰收，一年时间，就解决了全县人民的吃饭问题。

　　（《先锋队》2009年 03期 ;作者为壶关县国土资源局退休干部，文中所提到的张维庆书记是原中央委员、国家计生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