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6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就东蒙局势致电乌兰夫、彭真以及东北等地领导人,提出:“国民党现利用所谓内蒙独立问题大造谣言,已引起国内外注意,我们对蒙古民族问题应采取慎重态度,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自决口号。”“内蒙人民革命党纲领过左,我们不能赞助。该党之纲领及活动如有可能,并应劝告其改变方针。并对国民党谣言加以揭破。”[3](P1000)

　　2月24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我们研究了东蒙人民自治政府的主张与行动以后,认为在今天整个国内国际形势下,成立这种自治共和国式的政府仍然是过左的,对蒙古民族、中国人民与苏联和外蒙的外交都是不利的,徒然供给反动派一个反苏反共的借口。”“东蒙今天应依和平建国纲领第三节第六条实行地方自治,……作为普通地方政府出现,而不应与中国形成所谓宗主国与类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3](P1011)

　　3月6日,李富春、黄克诚就东蒙问题致电彭真、林彪并报中共中央,指出:“东蒙自治政府主席博彦满都随西蒙云泽派王爷庙的代表二人,不日来郑家屯去赤峰,我们准备设法派汽车送去。”“解决东蒙自治问题,西满即不另与之谈判。”“云泽准备谈判的方针及谈判结果,望随时电告。”“他们①确已派马明洲等四人去长春转重庆。马是倾向国民党的”,“国民党完全可能利用此机会,派人到东蒙进行特务分化工作,今日我们已派张平化去王爷庙。”[3](P1020)

　　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派出胡昭衡等人到兴安盟王爷庙,于1946年2月同东蒙自治政府的领导人进行了联系。[5](P101)3月28日,西满军区驻王爷庙办事处成立,张策担任全权代表,方知达、胡秉权、胡昭衡等人为成员。

　　中共热河省委书记胡锡奎在1946年3月3日的汇报材料中提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纲领很左,行动很右。”“云泽同志曾派刘春率领一部分同志到赤峰。现已由这些同志出来与白云航谈合作,已将东蒙自治促进会与西蒙自治联合会合为内蒙自治促进联合会,准备开展人民群众运动。”“热河蒙古自治运动缺乏领导核心,最好请云泽同志抽出一定时间来此,以便掌握东蒙古人民正确领导关系。”[3](P1014)同一天,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黄克诚就东蒙局势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进行了汇报,指出:“东蒙自治领域四十个旗除承德、滦平、隆化、围场、丰宁外,都是东蒙的自治领域”,“热河蒙汉杂居占着广大面积,就是以热北来说,纯蒙地带只是某些区有,整个县的纯蒙古人没有,占多数的也没有,一般的说蒙古人占少数,这种情况在解决蒙汉关系时必须照顾。”[3](P1015-1016)

　　3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热河分局、西满分局、晋察冀中央局、东北局,指出:“为交换对内蒙特别是东蒙问题意见,提议热河、西满各派一人去赤峰与云泽商谈或请云泽去西满分局一次,商得共同意见告诉中央。并望东北局速将对东蒙意见告诉中央与热察。”“对东蒙自治政府应慎重,并要相机说服他们接受区域自治,但仍应以团结为主,不要操之过急促他们离开,使他们趋向国民党。”[3](P1023)

　　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冀热辽分局在促成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召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3月9日,李富春、黄克诚致电东北局,指出:“东盟自治政府主席博彦巴都(博彦满都)、人民革命党哈丰阿、青年团特木根(特木尔巴根),应西蒙云泽代表克力根之邀,去赤峰与云泽会面商谈。东蒙及内蒙问题,我们意见,他们既来此,准备于十一日派汽车送去赤峰,约十五日可能到赤峰。东蒙问题即云泽与之讨论。”[3](P1024-1025)3月13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致电东北局,指出:“东蒙自治政府主席又到赤峰与我们接洽。云泽不日即赴承德转赤峰,与东蒙谈判,谈判时我们双方对蒙政务须统一,对东蒙政策等云泽到热后提议再定。”“提议东北及热河均需随意移动兵力切断东蒙与国民党占领区联系的走廊,切断其联络便于我们争取东蒙。”[3](P1027)14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决定派刘春与东蒙自治政府的代表包玉琨一同赴王爷庙,商谈具体事宜。17日,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致电东北局,指出:刘春“今日由此起程去赤峰转王爷庙,协商内蒙自治问题”。“刘春的任务,为了解该处情况,后方人氏态度,并进行初步协商。并拟选请该处主要人,好来承德或赤峰与云泽会谈”。“请即电告有关党委,于刘春到达王爷庙后,发生必要的联系,给予指示,并请尽一切可能给与协助”。[3](1028)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