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据王光美说: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推荐给江青看，毛主席多次鼓励表扬我，还在中央会议上表扬了刘少奇，鼓励我到各地去讲”，“毛主席要少奇同志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后十条}}(草案)。”（5）在《后十条》修改上，微观上有桃园大队的“四清”实践，宏观上有5月中央会议对形势的“左”倾判断，刘少奇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左”倾运动思路。根据“桃园经验”和其他经验修改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左”的倾向更加严重。

　　关于《后十条》草案修改的指导思想，1964年7月13日，刘少奇作过这样的说明:第二个十条“对放手发动群众强调不够，群众还没发动就规定那么多政策，结果那些政策变成了清规戒律，什么团结两个95%，相信和依靠基层干部。你相信他，群众就不相信你”。“团结95%的群众，这是最基本的，团结95%的群众就不怕干部躺倒了”，“群众还没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强调实事求是。”他还说:“有的同志问，上面的根子可不可以追，应不应该追?我说不仅可以追，应该追，而且必须追，一定要追出来，不管哪一级的，公社、区委、县委也好，地委、省委也好，中央也好，都要追，至于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以及同地主、富农搞在一起的，糊里糊涂也好，有意识也好，一律要追清楚。”（6）

　　同年9月18日，刘少奇签发了根据“桃园经验”和其他一些“经验”修改出来并经中共中央通过的《后十条》修正草案，比原草案作了许多重要修改和补充。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更加严重的估计，提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文件提出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提出是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和贫下中农，是彻底或者不彻底进行运动的根本分界线;“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强调要把团结95%以上的群众作为团结95%以上的干部的基础;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必须认真地进行补课工作;更重要的是，文件在工作方法上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实际上就把基层组织和干部撇在了一边，扩大了打击面。《后十条》修正草案的发布，使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越来越“左”的做法有了政策依据，加剧了运动中的“左”的错误。

　　在“桃园经验”和根据“桃园经验”及其他一些典型“经验”修改的《后十条》修正草案的指导和影响下，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急转直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各地在运动中出现了许多阶级斗争扩大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各个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部，秘密进行扎根串联，不加区地把广大基层干部放在被斗挨的地位，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到不应有的打击。例如，河北省宁县谈庄大队是全县闻名的红大队，1959年、1963年曾两次出河北省农业劳模表彰大会，被予“先进单位”称号，并在大会介绍了经验。该村工作之所以搞得好，关键是有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一一党支部。党支部书记袁寿先、副书记刘尽卿、支委宫慎修，都是抗战前后入党的老同志，有着较强的党‘}生修养和较强的工作能力，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可是工作队在没有丝毫证据的情况下，不经过任何组织手续，一股脑地将该村30多名大小队干部及部分党员骨干隔离审查。最后，支部书记袁寿先的脚被打伤致残，刘尽卿的肋骨被打断三条，一个好端端的红旗大队被整垮了（7）。内邱县北岭公社“18个大队支部书记，全被撤换，18个大队长，撤换了17个（8）。

　　吊打体罚、逼供信问题严重。河北省任丘县吕公堡公社邢家村大队受过各种体罚的达51人，其中基层干部27名，占干部总数的62.8%，社员群众15名，地富分子9名。体罚的方法计有打、捆、冻、墩、熬、吊、“摇煤球”(即推操)、坐禁闭等多种。有的地方甚至发生自杀事件。

　　不仅许多基层干部受到打击，在重划阶级的过程中，一部分群众也被拔高了阶级成分，受到错误处理。关于划阶级的标准，由于中央始终没有作出统一规定，多数地方普遍过严。例如，贵州省委认为全省有一半以上的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重新划分阶级，并且审查社员成分，清洗一切混入的敌人，甚至提出重新成立人民公社。对于清查出来的地主、富农，其房屋、家具依法没收，债务一律废除，有破坏活动的应老帐、新账一起算。土改时对待富农与地主有所区别，现在除政治上应稍有区别，经济上应一样对待。这些规定，比土地改革的时候还要严厉，而且对富农与地主基本上不加区分，这就使那些错划了成分的人受到更严重的打击（9）。

　　清经济清过了头，并清了一部分社员。例如，河北省任丘县吕公堡公社邢家村大队最高数字曾搞出贪污盗窃粮食28.75万斤，款6.9万元(相当全村一年农副业的总产值)。经过几次所谓的落实，最后定案为贪污粮食10万斤(相当全村一年的粮食总收成)，款2.7万元。在清经济中，工作队以大面推算代替细致的调查研究，搞逼供信，甚至把一些饲养员、生产组长、场头(负责看管打麦场的社员)、园头(负责看管菜地的社员)也都搞成了贪污犯。社员提心吊胆，极为惊恐（10）。经济退赔不仅靠毛估推算，而且追算时间过远，有些干部被搞得倾家荡产。上述“左”的做法，在干部思想上引起很大的混乱，许多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河北省“新选干部中约有3一5%的人不积极工作，个别生产队无人领导。宣化县选举后，全县四百五十多名干部不愿干，有九个大队当前生产没人领导。邯郸县东君士堡大队，选出的三十八名干部中，有十四人工作不积极，六人坚决不干”。（11）

　　城市的“五反”运动，也受到了影响。许多已经结束的单位，又派驻工作队重新开展运动。工作队包办代替的做法，比较普遍。有些单位，实行错误的夺权。有的单位发生打人、乱斗、挂牌游行、抄家等违法乱纪行为。运动中发生了很多错案。

　　“桃园经验”充分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按照这个经验搞下去，势必走向扩大化，1964年下半年全国农村“四清”运动中出现的这些严重“左”的错误事实即是最好的证明。薄一波是“四清”运动的执行者与参与者，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指出，自l964年9月至11月的三个月中，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下发了多份文件，进一步促使了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其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地区夺权的经验。并指出由此发生的打击面过宽的现象自然不可避免。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1)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62页

　　(2)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88一559页

　　(3)刘少奇给王光美的信，1964年3月27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三卷，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2页

　　(5)1950年10月王光美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的发言

　　(6)刘少奇在安徽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13日)

　　(7)刘会昌:犷‘反扑四清案”留给人们的思考》，河北党史资料第19辑，第236一237页

　　(8)《内邱县志》，中华书局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268页

　　(9)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6页

　　(10)《关于六封人民来信问题的调查报告》，1965年4月8日

　　（11）河北省委面上社教办公室:《面上社教工作情况》，1965年3月20日

　　《党史博采》（专题研究）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