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到1976年底，河北人口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流动，本文试对这一时期河北省际人口迁移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动作些初步探讨。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河北的人口流动特别是省际移民是按照中央部署进行的，省际人口净迁移量的波动情况大体呈现出三个阶段，由于各个阶段的背景不同，人口迁移的特点及其影响各异。

　　(一)第一个阶段(1949一1959年)，迁入多于迁出，累计净迁入120多万人

　　这个阶段中只有1956年迁出人口多于迁人人口，当年净迁出人口4万余人[1]，其余9年都是迁人人口多于迁出人口，9年累计迁人人口达129.38万人，[2]约占同期净增人口总数的20%。这10年中有8年净迁人人口在10万人以上，净迁移率都在3豁以上。从整个阶段看，累计净迁人人口125.18万人，年均净迁人12.52万多人。[1](p.89)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北省人口迁移增长最突出的时段之一。

　　这一阶段出现的人口迁人多于迁出的现象，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北省区域经济快速恢复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拉动了比较旺盛的人才需求。河北省在经济资源和地理区位上具有许多优势，煤炭、电力、冶金、纺织、医药等工业先后起步，农业生产面貌大为改观，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各项建设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河北区域经济吸引了大量外省人口迁人，一批技术先进的工矿企业的兴建，也需要从技术力量雄厚的地区，如京、津、沪、苏、浙等省市聘进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及熟练技术工人。

　　迁出人口的主要原因是灾荒移民和支援边疆建设移民。1949一1957年，河北省向山西、东北、青海省民和县①(民和县即今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移民45680人，其中1949一1950年河北省的保定、通县、天津、唐山四专区的灾区有16022人迁移到山西省和东北地区。[3]这部分灾区移民基本上切合了河北农民灾荒之年自发闯关东、走西口的旧习，对缓解河北省救灾压力有积极作用。省人民政府有选择、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这批特别贫困灾民进行安置照顾，使迁移到东北的灾民在生产生活条件上比在原籍有较大的改善。1955年5月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请中央考虑可否转发农业部、内务部、公安部、国防部和财政部党组、青年团中央等有关部门以及有关各省委，加以研究，准备意见，然后定期开会讨论具体实施方案。” [4]根据此意见，26日，中共河北省委统战部在向中央统战部(并发有关专、市县委统战部)《关于向青海省迁移回民工作情况的报告(草稿)》中说:“自1月中旬到4月初，历时两个半月，已遵照中央分配数字，按时完成了任务”[5]。这一年河北省净迁出4万余人到黑龙江等省区垦荒支边。

　　(二)第二个阶段(1960~1967年)，迁出大于迁入.累计净迁出160多万人

　　这个阶段是河北省净迁出人口最多的时期，净迁出164.51万人。据统计，1960、1963、1964、1965和1967年迁出人口远远多于迁人人口，5年净迁出129.31万人。1963年和1964年是建国以来河北省净迁出人口数量最多的年份，其绝对数量居历年之首，其次是1960年。

　　1963年净迁出34.49万人[2](p.76)，迁移增长率为一5.58知;1964年净迁出49.49万人，迁移增长率为一12.50、;1960年净迁出29.76万人，迁移增长率为一7.56、。[1](p.90)1965、1967年人口净迁出数量少于1960、1963和1964年。另1961、1962和1966年河北省净迁出人口分别为10.25万人、13.32万人和11.63万人。②（根据王明远主编《中国人口》河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0页表格中的数据计算得出。）

　　这个阶段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现迁出大于迁人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以及自然灾害影响，河北省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人民生活水平随之骤然降低，因而导致人口大量外流。这一时期，河北省人口主要流往北京、天津、内蒙古及东北各省。另外，由于调整国民经济的需要，压缩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精简职工，这些措施也引起人口的省外迁移。19“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省人口一度依然呈现“出超”的趋势。

　　(三)第三个阶段(1968~1976年)，迁入大于迁出.累计净迁入60多万人

　　这个阶段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年人口净迁人量多在10万人以下，净迁移增长率多在2、以下。[1](p.90)就整个阶段来看，全省累计净迁人65.57万人，平均每年净迁人7.29万人，[2](p.76一77)远小于第一阶段的年均人口净迁人数量。

　　这个阶段出现迁人大于迁出的主要原因，一是河北省经济建设的曲折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缓慢改善，吸引了一定数量的外省人口流人。尽管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但由于全省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对极“左”思潮的抵制，国民经济仍保持了一定的发展，从而带来了人口迁入量的增加。二是由于开发华北油田，国家调集众多人员在冀中地区展开石油“大会战”，所以1976年河北人口净迁移增长率提升到29.1偏，当年全省迁人人口14.43万人，[2](p.77)是这一阶段人口迁人量最多的年份。三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河北省接收安置外省市知识青年共计72948人，其中来自天津市的42216人，占接收外省市知青总数的64.73%;安置北京市下乡知识青年10862人，占14.89%;安置其他省市下乡知识青年14870人，占20.38%。“文化大革命”期间河北省知识青年下乡到外省区的共有12377人，多数去黑龙江和内蒙古建设兵团。[2](p.78)

　　省际人口的迁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影响着某一地区人口数量的变化、人口的再分布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就河北省而言，由于各地区具体条件不同，因而人口的省际迁移存在着区域差异。唐山、石家庄、保定和沧州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或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外省迁人人口多于迁出省外人口;而经济不发达或经济发展速度较缓慢的地区，如张家口、承德和衡水等地区，则外省迁人人口少于迁出省外人口。省际人口迁移对河北省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动有些是短暂的，有些则是长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