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批翻案风的形势下,省委内部对甄别平反工作出现了严重分歧,争论不休,难以统一起来。在省委十三次全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笼统地讲了“河北省的甄别平反工作是正常的,健康的,翻案风也是有的。”才收了场。在这样的情况下,由我起草的甄别平反工作总结,甄别平反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出于为难,不能签发,让放一放再说,虽经中央监委多次催办,说明全国就剩下河北省没有报总结了,再不上报将影响全国甄别平反工作的总结。结果还是无法上报。河北省的甄别平反成了一项没有正式总结的工作。

　　(二)在对被错误批判处分的同志甄别平反之后,“向你们道一辈子歉”之声言犹在耳,省委于1963年就改组了承德地委,调动了王克东的工作;1964年又大揭张家口地委阶级斗争盖子,“新账老账一起算”,改组了张家口地委,免除葛启地委书记职务,同时被撤职和调离工作的地、县级干部达52人之多。葛启经历的处分、平反,再处分,再平反的反复,大致情况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省委八次全会《关于葛启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把他在“大跃进”运动中的合理意见,说是“猖狂地攻击”“、恶毒地诬蔑”;“这种攻击和社会敌对势力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逆流相配合,它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决议》对葛启错误的根源说“:葛启同志出身于富农家庭,是在抗日战争中抱着民主革命的观点入党的。他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他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其特点是代表了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调子之高,帽子之大,葛启被推向了敌我问题的边缘。1962年4月6日,河北省委《关于整风反右运动中对葛启同志所做处理的甄别决定》说“:葛启同志当时在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供给制、集体福利、集体事业问题上,在按劳分配、等价交换问题上,在工农业生产问题上,对于实际工作中产生的缺点和问题提出的意见,总的来说是对的,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并不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也不是反对党的领导。当时把葛启同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给以撤销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的处分,是错误的。”不幸的是,在被颠倒的是非颠倒过来之后,1964年的大揭阶级斗争盖子,“新账老账一起算”折腾的还是这类事情,葛启再次被撤职,还株连了一批好同志。从此,沉冤16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7月13日,河北省委才为葛启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对葛启同志的“新账老账一起算”,造成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旧伤未平又添新疤,使20年的大好年华,消耗在翻来覆去的折腾之中。

　　(三)在省委领导核心“左”的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既容不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容不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的人。在甄别平反工作中,对工作挑剔指责;在甄别平工作结束时,对工作的估价争论不休;甄别平反工作结束不久,就以所谓唐山问题大做文章。唐山问题本来是省委内部围绕着“大跃进”、反右倾和甄别平反工作的分歧,却指责身为省委甄别平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裴仰山,“唐山问题实质上是对子厚、(阎)达开同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的,以唐山做靶子就是了。”进而上升到裴仰山在唐山问题上“背着省委反省委”。更罗织罪名,省监委有个反省委的“自由市场”,“对这个‘自由市场’裴仰山是知道的,也不向省委汇报,任凭自由泛滥。“”他还制造,还利用。”还指名道姓的批评了省监委的几名同志(所谓“自由市场”,是省委对一个案件做了错误的处理。监委几个知情的同志[包括我本人]对被错误处分的同志表示过同情,骂过被漏掉的坏分子。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已经平反,被漏过的坏分子已开除党籍和追究刑事责任)。就凭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决定对省监委“拆庙搬神”“;监委的人统统下去搞‘四清’”;“监委的工作由一信(省委)副秘书长来管。”1965年11月又以这些罪名,召开省直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会议对裴仰山进行批判;会后派一名省委常委在监委坐镇进一步深批。这一系列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专横跋扈的行径,使裴仰山同志沉冤十几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彻底平反。

　　甄别平反工作旨在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中“左”的错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这样天大的好事,竟遭受如此严重的曲折和磨难,酿成河北省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悲剧。究其根源,还是那个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左”字在作怪。为了“左”,昨天的“低指标、瓜菜代”和非正常死亡,伤疤未愈就忘疼;在省委全会上庄严地“向你们道一辈子歉”竟成了儿戏;专横跋扈起来竟致破坏党章规定。人们通常把“大跃进”、反右倾运动看作建国以来我们党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严重失误的顶点。然而,旨在纠正“左”的错误的甄别平反工作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是非标准还是取决于领导者头脑发热的程度;工作稍不随领导者的心意,还是戴帽子,打棍子;党内还是“左”字的一言堂。十分惋惜的是,当时省委甄别平反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已先后做古了。若有他们健在,对河北省党的这段历史会说得更清楚。对这段历史的沉痛教训会讲得更加透彻。

　　作为河北省甄别平反工作的回忆与思考,本该到此为止了;可是想到“文化大革命”,又觉得言犹未尽。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河北省这场内乱一开始,就把裴仰山作为“老右派”抛了出来,还为监委刮翻案风定了调子。在泰山压顶的气势下,围绕着刮翻案风和“背着省委反省委”等问题,在省监委大搞起以裴仰山为首的“反党集团”,把省监委折腾了个底儿朝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葛启、王克东等同志,自然也在劫难逃,惨遭折磨。不难看出,河北省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跃进”、反右倾和甄别平反工作中的悲剧的继续和发展。

　　《炎黄春秋》（亲历记）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