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5 0年代我国农业实现合作化以后，每遇农村政策调整，包产到户责任制就会在一些乡村悄然兴起。三年困难时期，推广包产到户的呼声一度很高，在中央高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都主张实行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以解决农村经济的严重困难。河北省张家口等地一些农村也一度实行了包产到户。当时，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还“上书”毛泽东，要求推广“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但毛泽东一直视包产到户为“单干”，认为它会带来资本主义和农村两极分化等危险，因此坚决反对一切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1962年夏天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及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更是狠批“单干风”，及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批判刘少奇所谓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在农业生产上，“包”字便成了禁忌。不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是绝对不准搞“包产到户”的，就是在三中全会后一两年时间里，“包产到户”仍然是个禁区。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79年中央31号文（3月29日，以国家农委名义上报中央批准全国参考执行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提出了“三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化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但同时开了个小口子，允许山区单门独户搞“包产到户”。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时，把原有“草案”中两个“不许”减少到一个，另一个改成“不要”。即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尽管如此，当时邯郸地区的大名县、魏县，石家庄地区的赞皇县等地还是出现了包产到户、分口粮田和大包干责任制。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最早搞“大包干”的，是大名县万堤镇万北村一队。据当年万北一队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领头人，现任村党支部书记、邯郸正大饲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董可志介绍，他们搞家庭承包，比全国闻名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还早了一年。

　　万北村地处漳河套内，村东、村西有两大方土地，都是比较肥沃的红淤土和两合土，很适合种粮食作物合作化初期，粮食亩产就达到了2 4 0公斤。由于经营管理体制上的弊端人民公社化以后20年间生产没有大的发展，粮食亩产一直在250至280公斤的水平线上徘徊。“文化大革命”时期生产停滞，集体收入每况愈下，劳动工值一路降到1角多钱。到1977年集体生产已举步维艰。全村140户社员，620口人，1148亩耕地，全年亩产205公斤，人均年收入45元。具体到第一生产队，情况更糟。全队46户社员，208口人，312亩耕地，小麦亩产只收了64公斤，不但没向国家交贡献，连社员的口粮也没保住，每人只分了3 2公斤小麦，人均年收入仅有36元。当时，万堤公社共有68个生产队，万北一队的收入倒数第一。

　　穷则思变。为了过上好日子，一队社员们没少议论、没少探索和尝试。当时，董可志担任队会计。1 9 7 7年麦收以后，经社员推举、村支部任命当了队长。面对一个烂摊子，他找队上的几个老党员、老贫农谈想法、听意见，逐步统一了思想，大家一致同意把地分到户，地里活包给各家干，谁干的好多开工，谁干不好少开工。这一想法同当时的政策不符，大队党支部不同意，但在万北村蹲点的公社书记张兆默许他们“不要声张，秘密地搞一段试试看。”这年夏天，队上便把280亩玉米田按劳力多少分到各户，并向大家讲明，每块地施肥一样多，犁地、打场由队统一安排，其他农活各户自己干，最后根据产量多少开工分。社员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当年收获秋粮36000公斤，比上年增长3 0％。秋后，经全队社员民主讨论，决定以后长期实行分包责任田的办法，并对这种办法作了补充和修改：第一，集体的全部耕地原则上按人劳对半分到各户，有的愿意多分或少分，经民主讨论可以灵活掌握。第二，责任田长期固定不变。第三，作物成熟时，干部和社员代表到地头验苗，分等评工。第四，种植计划、生产投资由队统一安排，产品统一分配，农田基本建设和零活由队统一调配劳力。随后两年，万北一队粮食生产连年大幅度提升，由全公社倒数第一的“老大难”队，变成了顶尖的富裕队。

　　虽然万北一队的这一做法还不是真正的包产到户，但从分田到按产量折记工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遗憾的是，他们不像小岗村那样幸运，从一开始就得到省一级决策层面的支持，而只是基层的少数领导默许支持，不能公开，不能推广，也就很少有人知道。但被外界了解后，还是遇到了不少的阻力。

　　1978年夏季，大名县委派工作组到万堤公社搞减轻农民负担试点，发现一队实行的责任制效果很好，与公社党委研究后决定向全公社推广。但在向县委常委会汇报时，有关领导认为万北一队的办法近似分田单干，不同意推广。这给一队干部们造成很大压力，所幸没有因此停止分包责任田。当年9月下旬，常务副县长程廷雪亲自到一队调查研究，明确肯定这种责任制不是分田单干，而是改变穷队面貌的好办法。随后，一位新华社记者到一队采访，认为这一做法是一种改革。不久，县委常委会统一了思想，并召开全县公社书记和县直各单位负责人电话会，推广万北一队的经验。

　　经验一经公开，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适合当时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农民的思想觉悟，所以社员群众拍手欢迎。但微词也不少，一般来自机关干部。有的说这个办法是分散集体，有的说是“跟大寨对着干”，还有的说是“倒退”，是一种右倾思潮，甚至是“拉牛退社，是典型的反革命”。1979年3月后，中央及河北省委、邯郸地委多次派人到一队调查。还有两位解放军干部，持部队介绍信到一队查访，说大名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影响了军心，有的战士不安心部队工作，要求回乡种责任田。

　　当时，除万北一队外，其他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地方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1979年6月，河北省委组织调查组到魏县、任县、深县专门调查所谓分田单干问题，还把赞皇县野草湾等实行联产承包制比较早的视作单干典型，进行通报批评，录像曝光，迫使其放弃了已经进行的改革。在此形势下，河北省“双包”到户责任制发展缓慢。1 9 8 0年为1.2%，1981年5月也只有7.4%。

　　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农业问题，会上围绕包产到户发生了激烈争论，只有少数地方负责人抱支持态度。经过争论，会议在包产到户对急需解决温饱的极端贫困地区能够发挥作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会后，经中央批准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7 5号文）指出，对贫困地区来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必要措施。“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这就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又向前走了一步。在此情况下，社会氛围为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创造了比较宽松的条件。就万北一队说，中央75号文件下发后，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先后刊登了他们的做法，中央广播电台也作了广播。邯郸地委、大名县委分别组织了多次讲授班，学习推广一队的经验。1980年冬天，万北一队又将原来的做法进一步修改、完善，去掉工分，成为真正直来直去不拐弯的“大包干”。

　　由于中央决策的影响和群众实践的推动，河北省决策层的思想进一步解放。1981年初，省委派出考察组，到安徽学习“大包干”的经验，同时，在“大包干”起步较早的深县选择郭庄、段家佐等三个不同类型的村进行试点。同年5月，河北省委批转省委农工部《关于坚持常年抓农业生产责任制完善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是贫困落后地区解决温饱问题，逐步走向富裕的一种受群众欢迎的责任制形式，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目前还没有公开的要鲜明承认，要求搞的要支持。同月，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受中央委托专程到河北的邯郸、邢台、石家庄、衡水、沧州、保定等地考察推行责任制情况，肯定搞统一经营下的“大包干”是“河北的一个首创”，是“行得通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集体经济不但没有削弱，还有发展。”《河北日报》也发表社论——《“三统一”下大包干是个好经验》，强调大包干责任制，既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调动了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是经营管理上的一个好经验。“双包”到户责任制的发展具备了更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推广普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