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恶贯满盈

　　一贯道的大小道首们对外勾结权贵，为虎作怅;对广大道徒骗钱、骗奸、谋财害命，无所不用其极。

　　道徒们是听信了“人道可以治病去灾，可见死去的亲人，可得护法真言避难躲劫”等等一套玄妙的劝诱之词入道的。可是从一踏入佛堂那时起，就不得不流水似地从口袋里往外掏钱，“人道费”、“功德费”、“行功费”、“免冤费”、“献心费”、“尽孝费”，花样无穷，胜过苛捐杂税。仅人道时每人交的“功德费”一项，就合十几斤白面，全市二十多万道徒就是五万多袋面，大都落人少数几个大道首囊中。日伪时期，仅该道敛财机构之一的“中华善书局”，每天就能在“功德费”一项下，收人黄金十条以上!

　　道首们诈骗财物，除去办“佛事”、“超拔亡灵”等手段，主要还靠举办“仙佛研究班”、“忏悔班”以及“度大仙”等，借办班“考财”、“考恐惧”之机大肆勒索钱财。例如丰台小屯的点传师王致文开班考恐俱，把女“天才”李淑琴的母亲等四人藏在冰冷的花生囤里，冻得要死，李淑琴等为救出亲人，不得不赶紧“舍财”。道首们收钱，充分考虑“物价因素”，在通货膨胀、金圆券贬值时期，干脆只收白面、白布或银元。有的坛主家，白面、白布堆在屋里，顶着房梁。他们拿出小部分买几个香炉、点香办佛事，大部分都换成金条银器，藏于密室夹墙，成为私产。

　　北京大小坛主、点传师，靠“办道”发财者难以计数。点传师韦玉林原来很穷，做了点传师后在通县买地三公顷，在北京城内河泊厂、大蒋家胡同买房八十多间，他自己就曾得意地说:“我发财全仗供大佛爷!”

　　中小坛主如此，上层道首可想而知。北京一贯道所属各坛收人，大部分须上交到张五福、张光璧手中，供他们过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生活。张光璧1947年逃难去四川时，所带黄金就有1500条之多!

　　少数道首的暴富，致使大批无知道徒倾家荡产。西单道徒魏某原本经营着一家皮鞋店，生活殷实，人道后因不断交纳“献心费’，、“香资费”等，很快被吸干血本，整个皮鞋店及五处房产均落入点传师杨生甫手中，全家生活无着。安一坛道徒白文海，也因几所房屋均被坛主傅扎森霸占，得了精神病死去，老婆白氏带着五个孩子忍饥挨饿，却不敢声张。朝外大街修自行车的黎某曾对人说:“我人道后，站着赚的钱都跪着花了，三块洋钱只买个五字真言，合七角钱一个字儿!”

　　道首们除了想方设法诈骗财物，还以种种手段任意摧残、污辱道徒，以巩固其说一不二的统治地位。如举办“忏悔班”、“仙佛班”时的“考道根”、“考恐惧”，“考魔炼”等。乐化坛坛主单兆锉等曾共同举办仙佛班，训练道徒二百多人，前后历时七天。训练期间‘强令道徒长跪不动，动一动便遭藤条抽打，使道徒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很大伤害，竟先后有五六个人身心崩溃而死。一个叫五丫头的精神失常，将衣物烧毁后，穿一身新衣投井自杀。另一何姓道徒的女儿，因开坛执行礼仪有误，被申斥后服毒自尽。整个仙佛班，几乎成了罪恶的屠场。

　　一贯道另一重大罪行是奸淫道中妇女。无论是“开班考色”，还是“坛训结缘”，都以满足道首们的淫欲为目的。更恶劣的是，某些坛竟组织了“暴字队”，以男子为骨干，专司骗奸骗钱之责，死在“暴字队”刀下的妇女，为数不少。

　　崇文区体一坛坛主刘殿芝，十几年间奸污妇女百余人，并公然以此炫耀:“我一辈子搞了一百多个女人，总算没白活。”点传师王维一，以办“考色班”为名，以卑劣手段强奸昌平妇女阎某，又诱骗至重庆，阎不堪蹂厢，自杀身死。西郊八角村坛主刘景全，以“结丹”为名，奸污18岁女“天才”康兰英，致使康堕胎而死。刘继而又强奸了康的姐姐(有夫之妇)及道徒李某之妻，使李气病而死。北率安坛主庞顺，强奸其子的童养媳，使之受孕，产后身死;紧跟着又霸占了其子的二房，儿子因此活活气死后，他不以为意，继续与子媳姘居。

　　类似这样的禽兽行径，在一贯道内比比皆是。其中最典型、为恶最烈的，当属专诚坛坛主张承忠与其妾丁氏。这对狗男女为填饱欲壑，居然在坛内大搞“结仙缘”。在男女道徒间拉皮条、配鸳鸯，强迫结缘之男女交纳可观的“感恩费”、“了怨费”。如不允，则“降占L”赐罪，常常是棍棒交加活活打死，以“了冤欠”。在死的威胁下，众多妇女被糟踏勒索，敢怒不敢言。张承忠则变本加厉，不断以“献贞考色”之名诱奸女道徒，若有了孕，便交丁氏扎针堕胎。因此丧生的，家里还要拿出“超拔费”。在这极端蛮横霸道的欺诈下，许多道徒家败人亡，沦为他家的奴仆，有的则远走他乡避祸。

　　满口“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一贯道，就是这样一个敲骨吸髓、无恶不作的魔穴鬼窟。

　　4.垂死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