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为虎作怅

　　北京一贯道之所以能够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迅速发展起来，主要原因是依附了中华民族的死敌日本侵略者及伪政权。

　　在南京，一贯道师尊张光璧率先投靠了日寇特务头子头三满。北京的张五福等人紧步后尘，与驻北京的日本宪兵队长由里相勾结，领了“宪兵队顾问”的身份证，与师母孙素珍一起到各地传道，宣传不抵抗主义和亡国论，并积极布置为日伪搜集抗日情报，以及敛财集物、献铜纳铁等等，以取得敌寇青睐。当时有句话:目本人打到哪里，一贯道便发展到哪里。活画出其卖国求荣、为虎作怅的可耻嘴脸。

　　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千载骂名的汪记大汉奸周佛海、褚民谊、王揖唐、胡毓坤、江朝宗之流，都是一贯道徒，周佛海还是坛主，褚民谊是点传师。一贯道开门迎纳这些国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1943年，张光璧在北京道首米国权家度曾任汪伪国民政府考试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大汉奸王揖唐人道，礼仪十分隆重。张五福亲自点道，八大代表中王钟麟穿马褂执礼，王维忠等端供。仪式后，又将王揖唐等邀至兴化寺总坛大吃一顿。另一次，伪外交部长褚民谊来北京，张光璧带张五福及米国权兄弟前往迎接，并设酒洗尘，席间还利用米国权弟弟的军阀身份向褚讨了个“外交部顾问”的身份证。褚民谊当着众道首之面对一贯道赞不绝口，并表示要把他们介绍给冈村宁次和兴亚渡边少将(日特务机关长)，张光璧、张五福等人则感激连声，奴态可掬。

　　一贯道上层如此，下面自不待说。在众多的中小头目中，不少人都身兼伪职，如保甲长、特务之类。协助张五福办交际的点传师周灿如，就是个日本特务，出门经常带个伪警董巡长，狐假虎威，招摇过市。这些家伙，一边焚香拜佛，一边肆行不义，乡下城里莫不如此。京西志达坛坛主张鸿海，是个兵痞出身的伪保长，经常勾结卢沟桥伪警察局残害乡民。1937年，他诬控村民张鸿和有枪，带特务去抓，张鸿和闻讯逃走，其妻身怀有孕仍被抓去，惨遭严刑拷打而死。在城内，值得一提的还有天桥“北霸天”、点传师刘凤麟(又名刘翔亭)。此人原系军阀部队的连长，后充任天桥伪自治会会长，公然勾结日寇和伪警，搜刮地皮，勒索百姓，放债贩毒，逼死人命。尤为可恶者，竟经常指使爪牙在光天化日下绑劫穷汉、乞丐，送到他经营的吉祥戏院集中看管，至夜深人静时押上日本人的汽车，拉去当劳工。天桥一带市民小贩，提起此人莫不切齿痛恨。

　　1945年日寇投降。一贯道惟恐失去依傍，急忙向国民党摇尾乞怜。而国民党则看中其浓厚的反革命政治色彩及广大的社会基础可资利用，因而虽表面下令取缔该道，暗中却通过特务机关对其加紧控制，并在报纸上公开为其汉奸罪行开脱，称其“所为皆是善举”。为掩世人耳目，该道更名为“中华道德慈善会”，由拥护“大东亚政策”变为拥护“勘乱救国政策”，继续与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为敌。

　　1947年，国民党北平特务机关曾召集一贯道大坛坛主以上人员和其他会道门头子在地坛附近集训了一个多月。之后，张五福曾向军统特务头子马汉三等人表示与共产党誓不两立，并答应可以令解放区道徒刺探我方情报供给“国军”。

　　当年那些曾为日伪政权效劳的汉奸坛主们，摇身一变，又成了“党国”的忠实鹰犬。丰台的“吕三爷”、北郊的刘燮元当上了中统突击队员，东郊的恶霸坛主穆肇增还组织起“清共委员会”，领取枪支进行反革命武装活动。

　　该道八大代表之一的安松樵与国民党警察局警务科长，内三、内二分局长，北郊分局长，警察队长等五人结成把兄弟。他家门前经常停靠着国民党官员的汽车，他领导的内东组，大小坛主多在国民党军警宪特机构中任职，或是军统特务、中统特务，或是“剿总”情报员、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他们凭借反动政权的势力发展道务，诈骗钱财;又以道会的特殊身分助封为虐，破坏革命事业，残害人民群众。如刘燮元就曾于1948年纠集属下及特务分子六十余人，用暴力手段阻止清华大学学生的“反饥俄、反内战”游行示威活动。至于为国民党抓兵、抓夫，提供各类情报，更是该道大小坛主们的看家本事。从这一点上说，称一贯道是反动政权的“御用道”、“走狗道”，实不为过。

　　3.恶贯满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