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名昭著的一贯道，是被帝国主义与国党所掌握和利用的反革命工具，是欺骗与陷害落后群众的反动封建迷信组织。其首要分子，多是汉奸、特务、反动地主、流氓恶霸，他们利用这一织织，欺骗敲诈道徒，聚敛财物，奸污妇女，以满足一己的私欲;同时又─卖国投敌，为虎作怅，进行各种反革命政治活动，甚至企图策动武装暴乱，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人民政府就决心予以严厉取缔，以镇压少数首恶分子，挽救广大受骗道徒。

　　北京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工作，是在建国后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进行的，是一场深刻剧烈的群众斗争。这场斗争，对于巩固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意义。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重温这段斗争的历史，对于推动我们的工作，教育青少年一代，同样是非常必要，非常有意义的。

　　一、一个最大的反动封建迷信组织

　　1.“开荒”种祟

　　一贯道起于山东济宁，前身是清光绪年间的“东震堂”，后改名为一贯道。此道奉达摩为始祖，传至17代“祖师”路中一时，尚因乏人信仰而默默无闻。路中一及其妹路中节相继死后，道号“天然子”的流氓道士张光璧窃得衣钵，自称“济公下凡而奉天承运办理道务”，在济宁发展了3000道徒，后又与小有势力的师妹孙素珍娇居，离开济宁到各地传道。其时，正是1931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关内关外，人心惶惶。一贯道乘机大肆鼓吹“三期末劫，呈风扫世，天下大乱，将死人无数，唯有人道者才能躲灾避难，逢凶化吉，大难过后白阳佛要下凡掌世，人道者子孙享福不尽……”于是，大批惑于苦难和灾变的农民和城镇市民商贾便纷纷人道求安，一贯道由此大兴。

　　一贯道得名于孔子《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一语，但实际上并无可以“一以贯之”的道义，完全是个集封建迷信之大成的杂烩道，即所谓的“万教归一”。其供奉对象，上自“无极老母”、“济公活佛”，下至张飞、关羽、吕祖洞宾，外带耶稣上帝、穆罕默德，佛堂里请哪位尊神上座，全视当地群众传统信仰而定，目的无非是多“度”人，多骗财。

　　道务发展起来后，张光璧设中枢坛于济南，然后派出干员到各地建坛，时称“开荒”。1933年，旧军人出身的点传师栗春旭奉张光璧之命来京开荒办道，初在新开路周景成(山东人，曾任国会议员、山东烟酒事务局长等职)家成立佛堂，参加者多是失意政客或军阀，如曾任袁世凯财政部长的周子齐、“矩威”将军潘矩楹及军阀唐天喜等。这就是北京一贯道最早的坛口了。

　　1936年时，一贯道已遍及鲁、冀、杭、沪，道徒数十万众，张光璧自命为师尊，妻刘率贞、妾孙素珍为师母，声势越闹越大。这祥一来便引起了大独裁者蒋介石的注意，以邀赴宴为名，将张软禁于南京。栗闻讯，即向道徒谎称张已被处死，图谋取而代之;而天津道徒张五福则反其道而行之，愿以性命财产保释师尊。结果，栗某失算了。张光璧在南京归顺老蒋获释后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开除栗春旭的道籍而重用张五福，派张五福、杨灌楚和董雪桥(范太太)三人来京接办道务，成立了信一、德一、纯一三大坛。其中以张五福的信一坛发展最快。1939年1月张五福请张光璧、孙素珍来京居住，在北新桥财神庙2号租房作总坛，张光璧即命张五福负责北京道务，由刘新泉、宫彭龄襄助。

　　同年4月17日(旧历二月二十八日)，张光璧等人召集各地一贯道头目在东城郎家胡同50号院内举办了一期以训练骨干为目的的“顺天炉会”。参加者达一百八十余人，分别来自北京、天津、山东、绥远、包头、张家口等地。炉会期间，参加者一律不准走出院门，每天烧香磕头，吃窝头咸菜，并由各大道首宣讲“道义”及《大学》、《中庸》、《金刚经》等等，同时还设置了种种荒唐的“考验”，如“考酒”、“考色”、“考财”。

　　考酒时，由总坛“天才机手”刘新泉“借窍”充“大师兄”，女“天才”齐某充“关公”，将一盆掺酒的水端给道徒喝，说是仙丹妙药，不喝者则受藤鞭抽打，以练其“诚”;考色时，将男女道徒分两班站立，然后命一男道徒裸体走到女班，一女道徒裸体走到男班，由道徒们依次摸其生殖器，以察是否“见色起意”，有不肯摸者，则当众鞭答;考财，说白了就是敛钱。刘新泉声称与一18岁女道徒有“仙缘”，公然赤身合卧，命男女道徒祝贺献礼，并每晨到床前问安。献礼最多的一次达两千块银元，少的也有数十元。

　　这三考，连同其他种种荒唐行径，把个炉会搅得乌烟瘴气。当时就有两个女道徒发觉上当，坚决要求退道，结果，却被道首们以“还冤衍”为借口，活活乱棍打死。为避免罪行泄露出去，众道徒均被迫立下宏誓大愿，保证“守口如瓶”。

　　长达45天的炉会，将“三纲五常”、“仁义道德”与欺男霸女、谋财害命熔于一炉，培养出了一批精于此道的骨干分子，然后将他们派往各地，开荒办道。

　　张五福便是在这次炉会后被“师尊”亲命为北京道长的，同时还有百余人被亲放为点传师。张五福设总坛于德胜门内兴华寺街15号，并在南长街及后厂平库开办“树民小学校”，作为办道的掩护机关。北京一贯道领导核心便以“树民小学校董事会”的公开身份出现，张五福亦经常在此“办公”不久，又在琉璃厂开设了一处“中华善书局”，设专人在此管理道中人员总册和收支账目，并印制发放经书道卷及各类文件，充当反动封建的宣传舆论机构。

　　一贯道在北京地区发展十分迅速。这首先得力于日伪政权的鼎力扶植，其上层道首与日伪当权者秘密勾结，并吸收大批敌伪人员人道充当骨干。依靠这些人的势力，加之又充分利用了当时社会动荡不宁、民生艰难困窘的形势，该道得以大肆膨胀，短短几年间便在城区和郊区、外县建立大小佛堂不计其数。到1943年吃“混合面”时期，发展势头达到高潮。以西郊门头沟村为例，该村639名道徒(1951年统计)中，1/4是1943年入的道。又如，后来成为北京总坛声威赫赫的“八大代表”的王钟麟、马书鲁等人，就是在这个时期人道并很快被摧拔为点传师的。

　　到1944年，因道务发展太快、佛堂太多，总坛已无法直接统辖，张五福乃将全市道坛分为“孝、佛、忠、信、礼、义、廉”七善，设善长、管理数个大坛，并委派陈明源、王秀贵、王维忠、王勋臣、马书鲁、米国权、安惠霖(后换为王钟麟)等人为八大中心代表，协助张五福管理道务。

　　为了便于掌握，1946年，张五福又将其庞大组织做了重新规划，分为外四组、内四组两大块。外四组以北京以外的重庆、西安、多伦等地区划分;内四组则分别以北京前门大街、中山公园为界，分为外东、外西、内东、内西四大组，每组各由八大代表中两人执掌。此时，北京一贯道已发展到全盛时期，仅中层以上坛即达一千三百六十余个，家庭佛坛无数，道徒二十余万人，成为北京地区最大的反动封建会道门组织。

　　2.为虎作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