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彻底摧毁

　　北京市在取缔一贯道的斗争中，突出的一条经验，就是自始至终把深人发动群众放在首位。由于一贯道是解放后本市最大的一个反革命组织，反革命与落后迷信群众纠缠在一起，所以要想从根本上彻底摧毁它，必须将镇压反革命与反封建迷信区分开，最大限度地唤醒受骗道徒的觉悟，孤立少数反动道首，使之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完全土崩瓦解。

　　为达此目的，主要采取了以下4种方法:①利用报纸、电台发动舆论攻势;②召开各种群众大会动员宣传，揭发控诉一贯道的罪恶;③举办一贯道罪证展览;④动员道徒索还道款、诈款及被霸占财产。

　　取缔一贯道工作开始后，中央和首都各报刊积极配合，随着运动进程，有重点地刊登有关一贯道罪行的各种资料，如<一贯道是什么东西》、《一贯道的罪恶史实》、《“扶莺”真相》等等，使一贯道的丑恶内幕大白于天下;同时还经常发表消息、通讯及评论等文章，及时将取缔工作的动态、经验、成果以及社会各界的反映公之于众，以激励群众的勇气和决心，指导和推动运动健康胜利地向前发展。如(新民报》1950年12月20日以显著位置刊登社会各界拥护政府取缔一贯道的消息，其中既有市总工会和市农会负责人代表全市40万工人和郊区40万农民拥护政府决定的讲话;也有各种行业工会负责人200余人集会，决心配合政府肃清隐蔽的敌人，说服同业受骗道徒退道的报道;还有在京的宗教界代表巨赞和尚发表声明，痛斥“反革命分子利用一贯道假借佛教名义乃至附会佛教教程，进行罪恶宣传”。“一贯道是我们人民的敌人，又是佛教的敌人……”这些声明和讲话旗帜鲜明、态度严正、代表性强，对于刚刚开始的取缔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舆论配合作用。

　　在取缔工作中，由公安部门或工作组深人街道、村庄、工矿区召开的各类群众大会，是宣传动员群众，揭发控诉一贯道罪行，推动登记退道工作迅速开展的主要形式。如外五区，在天气寒冷、场地有限等条件限制下，主要以“片儿会”、“院落会”等形式召集群众进行宣传动员。有的派出所还在宣传会上加演了相声、短剧等，使政府取缔一贯道的政策和措施达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程度，特别是利用已觉悟的登记分子在会上揭发一贯道内幕，使上当的道徒如梦初醒，纷纷要求退道。这个区仅1951年1月5、6、7三日，就有2826人退道。同月，分局将逃至通县的大道首张承忠追捕归案，并于16日在天桥小桃园戏院和吉祥戏院分别召开千人大会，控诉罪大恶极的恶霸坛主张承忠和恶霸点传师刘翔亭(刘凤林)。受害道徒的血泪控诉，点燃了广大群众对一贯道的仇恨怒火，同时也极大地震慑了少数不甘服罪的反动小道首，当场要求登记坦白和声明退道者，难以计数。

　　一份材料生动记叙了内一区召开群众大会的场面:“觉悟了的女三才王淑清上台控诉，她着重讲了‘顺天炉会’的黑幕，讲到炉会负责人刘新泉强奸女三才，打死人命时，群众肃静、叹息;讲到炉会中‘兔子出窝、拜月、黑狗钻圈、丢手绢’等把戏时，群众不断讥笑，明白了一贯道最神秘的炉会原来是这套把戏。当王淑清说到:‘我们本来两个买卖，两处房产，家境小康，这十几年来了冤欠、立佛堂、请大仙、孝敬张光璧，家道一年年没落，母亲病了没钱看病，一贯道就看不起我们了，师母也抛弃了我们，不承认我们是道徒，气死了我母亲，父亲患了神经病，丢下8个孩子奔往他乡，生死不知，孩子只好靠卖花生、洗衣服糊口……’台上泣不成声，台下人人愤恨、流泪。一贯道八大代表之一的米国权的侄女米芝雯、米芝敏也上台揭发了‘扶莺请仙’的鬼把戏……”1950年12月27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曾专门转播过这次控诉大会的实况，收听者不下百万人。

　　在丰台区田各庄，村民十之七八都人了一贯道，正副村长、治安员乃至党支部书记都是道徒。当工作组进村时，许多人不敢说出一贯道情况，推说“耳聋，听不清”，“三宝早忘了”。有的干部还处处给一贯道打掩护，一些坛主则故意将葱蒜摆上饭桌，以示不再“清口”。面对阻力，工作组先召开党团员和干部会，号召党员、干部首先退道，然后深人群众访问，掌握情况，启发群众控诉。当1950年12月29日召开控诉大会时，拉黑土的、卖白菜的、拉脚的都歇了工，虽然风大迷眼，天很冷，参加大会的也有300多人，附近小屯等村也有人赶来参加。大会发言30多人，会后许多道徒主动要求退道，并说:“看来这不是个好道，做的都不是好事情，我们从前穿了件虱子皮袄，今儿是大喜日子，该脱了。”看了“三才”表演的道徒也说:“今儿没有神附体，怎么又出字了?”迷信很深的老太太刘某觉悟后说:“张光璧还是个人哪，我原以为是神仙呢!”拉着工作组的同志要求退道。50岁的寡妇高齐氏，过去吃饭时举碗齐眉供奉老母，当听说张光璧是个大流氓，还跟反动派勾结时，马上也退了道。经过发动群众，一贯道在田各庄成了人人骂、个个恨的臭狗屎。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的行动，在全社会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多数人表示拥护，反映:“过去政府太软了，一贯道早该处理，留到现在给群众添了不少害处，有什么可姑息的呢!”“抓住他们就该枪毙!”但也有少数不明真相的人认为此举是小题大作，说:“你看，说宗教自由，现在连一贯道都被逮捕。”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向各界群众介绍一贯道罪恶，以扩大运动的社会影响，市局责成治安处牵头于1951年1月14日开始，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一贯道罪证展览会。展览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展出了师尊师母和道长们从广大道徒手中诈骗来的财物样品:古玩字画、金砖银锭、珠宝首饰等，以及他们依靠这些财物过着荒淫无耻生活的见证:画着春宫图的烟具、榨果汁机、八音盒等等;第二部分是一贯道勾结日伪、国民党特务及解放后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铁证，其中有收发报机、枪支子弹、刺刀短剑、反动证件、谣言占L语的底本和潜伏计划等;第三部分是露天佛堂，由悔过的坛主、“三才”登台表演点道、扶莺请仙的骗局。

　　展览开幕后，无论刮风下雪，每天参观者不下4000人，影响极大。有的道徒边看边骂。虎坊桥有一李老太太想到自己一家被一贯道弄得倾家荡产，触景生情，放声大哭。在各界要求下，展出一再延期，直到3月4日才结束。前后观众达26.6万余人，其中中央及各地领导200余人，各国使节60余人。通过办展览，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的登记退道工作。原来认为取缔一贯道是小题大作的一位北大教授，看了展览后连连称赞政府“英明”!外五区两位妇女看了陈列品后哭着说:“我们完全受骗了，像这些事也是人做的?他们说得可好了，什么三纲五常啦，来哄骗我们，他们却在家打牌、吸大烟、胡搞，弄得我们现在没脸见人啦!”内三区一个道徒看了“三才”表演说:“扶莺有扶机和玄机两种，玄机是上头放个盆，由盆底通过垂下一条老弦，吊着笔，一烧香笔就动，盘里就沙沙响，其实是盆里放着屎克螂，一烧香，屎克螂呛得乱爬，弦就动，笔也随着动，净是骗人的事儿!”过去，道徒对张光璧敬如天神，只是磕头而不敢仰视，张自称“重瞳、双耳垂肩、有仙佛相”。看了展览后，道徒们才知道受了骗，说:“懂一点科学也不上那个当。”

　　在发动群众，彻底摧毁一贯道组织的最后阶段，最有效的方法是动员道徒索还道款、诈款及被霸占的财产。当此项运动尚未发动时，道徒们因怕叛道遭“报应”，加之道首们早已有假退道的布置，暗中有控制，所以许多道徒虽已退道，却“明退暗不退，过去怎么办，今后还是怎么办”，并称这是“应付魔考，熬过去就是天堂”。但开始退道款后，形势立刻变了。有些道徒从二三等道首家里(重要道首已逮捕)索回骗款或扛着整袋面粉回来了，其他道徒一看没事儿，加以有些地方早去索款的，已足数退了，晚去的因道首已无钱可退，只好空手而返或所退甚少，便更加按捺不住，争先恐后要求索还财物。最后连迷信胆小的也忍不住说:“他们过去收我们的钱去享受，现在不和他们算帐还等什么时候?”这股追索道款的浪潮还迫使一些顽固不化的坛主、点传师交出了隐藏起来的“功德簿”，原因是怕道徒们“漫天要钱”还不起。退财时这些家伙或哭或闹，或跪下求道徒们少要点，个别的还威吓道徒:“将来还有反过去的时候!”结果，道徒与道首间完全抓破了脸儿，变成利害相反斗争极为尖锐的敌对者，往日那种种神秘的戒条和迷信传说一时被打得粉碎，其拼命维持的组织系统也随之瓦解了。要回财物的道徒们兴高采烈，他们索回的少则几万元人民币，多至200万元，30袋面粉或2000多斤玉米面。有人高兴地说:“面是哪来的?端起碗别忘了共产党!”过去卖了农具人道的农民，现在又用追回来的道款买了农具，组织合作社恢复了生产。一些被一贯道折腾得破产的铺子也恢复起来。天桥西沟旁开馒头铺的孔昭轩解放前卖掉全部家产交“尽孝费”，老婆因生活无着而急疯，他自己则沦为张承忠的仆役。当他领回被骗去的钱财时，感激涕零地说:“这是毛主席救了我们，将被骗的钱要了回来，我一个钱也不胡花，好好地做买卖!”还有许多退了道的群众，用追回来的资产买了毛巾等物捐献给志愿军，支援抗美援朝。

　　全市党、团、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及工矿企业内部的取缔一贯道工作，与社会上同步进行。如市公安局，于1950年12月20日发布了由罗瑞卿兼局长，冯基平、张明河副局长共同签署的命令，要求本局所属人员凡参加过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者，“应严格遵照(市政府命令)执行为要”。接着，各分局分别召开全体干警会，首长亲自动员，并组织典型报告启发退道。西郊分局局长刘汉臣，在分局干警大会上要求干警们在登记和退道工作中起模范作用，“绝不允许一个一贯道存在我们中间”。讲话后当场签名退道者达71人，有67名干警还联名在报上发表了“退道决心书”。

　　内四18派出所民警华德芳，10年前在家乡人道，参加工作后思想负担一直很重，怕说出人道的事会被开除，“心里总像坠着一块石头，工作上有很大障碍”。取缔工作开始后，他主动向组织谈了这个问题，甩掉了思想包袱，“当时就感到身上轻松愉快了”。

　　对于那些不肯登记坦白的则通过调查和揭发检查，逐一将其清理出来。经工作，在留用干警和党团员中，共清查出包括安清道、八方道、正字会、九宫道、亲民至善会等在内的会道门成员1100余人(包括已声明退道者)，从而纯洁了干警队伍，巩固了专政机关的战斗力。

　　据统计，全市一贯道混入党团、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内部者多达13356人，道首380人，其中党员782人，团员1500人。西郊德五庙村党支部13个党员中有7人系一贯道徒，马道庙团支部16人，14人是道徒。经过登记和退道工作，使上述部门内的一贯道组织得到了彻底的清除，仅在工矿企业内部便逮捕首要分子7名，登记点传师82人，退道2423人。

　　在开展退道工作的过程中，一些单位也曾发生过开展“万人退道竞赛”，制造假“退道积极分子”和强迫群众签字盖章保证不是一贯道徒等错误的做法，以及道徒们在退诈款、道款时发生过激行动等政策偏差，一经发现，均及时得到纠正。

　　北京市取缔一贯道工作，自1951年l月19日开始，历时两个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役先后逮捕反动道首381人;枪毙王钟麟、王维忠、米国权、张承忠、刘翔亭、刘燮元、胡春霖、穆肇增等反动道首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三才”663人，声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闭大小坛1283个;发现并摧毁了其隐蔽的核心组织“号”“善”“里”等;没收道产23处(房9所、工厂3所、商号11所及义地、果园等);有633名道首退出道费约50亿元，2/5的退道者受益。

　　经过这场斗争，一贯道从组织上和思想影响上被彻底摧毁。从此，全市治安情况明显好转，谣言显著减少，十几万退道群众将佛坛取消，开始安心生产。一向在年关生意旺盛的香烛神火商变得无人问津，生意萧条，只得考虑改行卖杂货。群众破除了迷信，说:“烧香拜伸不管用，什么是天堂，共产主义就是天堂!”而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气焰则被压下去，一些会道门上层分子颇为惊慌，有些人主动去向政府登记坦白。有一外国人说:“共产党是一把扫帚，一扫帚把妓院扫光了，一扫帚把地主扫光了.现在又扫了一贯道，真厉害!”

　　1951年2月13日，北京市委将取缔一贯道情况和经验写成一篇短小精悍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和华北局。2月28日，中央将此报告批转全国，并在批示中对北京的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关于摧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览会;(四)是与反迷信分开。以上各项可作各地参考，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骗的落后群众，各省凡有大批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

4 斗争并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