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私立技术学校和职业补习学校的接办与改造

　　对中等私立技术学校，1951年6月教育部副部长曾昭伦谈了如何解决的几个具体问题，主要包括领导关系间题和经费问题。为了便于实现学校任务明确、学与用一致、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规定现有一切公立私立中等技术学校，由各有关业务部门直接领导。“凡中等技术学校的设置、变更、停办、分科、招生、业务课程、实验实习、师资、经费、人事配备、毕业生分配及一切日常行政工作等，都由有关业务部门负责直接领导。但关于中等技术学校的方针、政策、制度、课程原则、普通课教学计划、教职员学生待遇原则、全国设置计划以及其他教育原则，则由中央教育部统一领导。”[1](p.97)中等技术学校的经费由各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每年全国规划把中等技术学校的经费编人各业务部门的事业费预算中。各业务部门对其直接领导的技术学校，在财政制度许可的范围内，还可以给以适当的补助。这样，党和政府就把解决私立职业学校逐步提上日程，对其管理逐渐加强。

　　接着，教育部又发出了《中等技术学校暂行实施办法》、《关于加强领导私立技术补习教育的指示》，停办了一批条件很差的私立技术补习学校，把原来接管的国民党兴办的高级职业学校(多科综合职业学校)改组为培养目标明确的新型的中等专业学校。政务院于1954年7月制订了《中等专业学校章程》，[23]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规定。学校的任务为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普通教育的文化水平和基础技术的知识，并能掌握一定专业的、身体健康、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中等专业干部。人学者需有初级中学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教学计划由主管业务部门制定，经中央高教部批准实施。普通课及基础技术课的教学大纲由高教部制定和批准。专业课的教学大纲由主管业务部门制定和批准。中等专业学校教师须具有高等教育文化水平，特殊情况下，具有中专教育文化水平并没有教学经验和生产经验者要经主管业务部门批准才能任教。校长由主管业务部门任免，报高教部备案。经费由主管业务部门拨给。

　　政务院还于1954年9月作出《关于改进中等专业教育的决定》，[23](pp.143‑149)要求中等专业教育应大力整顿并作有计划的发展。关于学习年限，工业性质的三至四年，农林医药及其他中专定为三年，计划、经济及会计类定为两年半至三年，业余的中等专业学校相应地增加一至二年。教学计划的内容必须完全与专业的业务范围相适应，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应包括完整的教学过程，要十分重视生产教学，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的时间应占理论教学时间的25%一35%，各类中等专业学校均归中央各有关业务部门主管，由它们实行集中统一的直接领导。有关业务部门应有部长或一位副部长负责领导中等专业学校，并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高教部则负责统一指导全国中等专业教育方面的工作。政务院的决定为私立中等技术学校的彻底改造和中等专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私立职业学校，北京市开始采取了扶持、整顿的方针，停办了育青、正风、惠同及福利院属职业学校。对办得较好而经济困难的职业学校，政府给予补助;对反动的则予以合并或停办;对愿意新办的给予支持。1950年北京市教育局除将国立、市立和私立职业学校全部改成中等技术学校外，又增加了6所，并且兴办了一所民办公助的北京艺培戏曲学校(北京戏曲学校前身)。[24]1951年6月11日，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到: “各类中等技术学校都感到师资的缺乏，因此师资的来源与培养，也希望大家多多交换意见。现在各大、中城市有很多私立的技术补习学校，这些补习学校一般地讲对于各类技术人员的培养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是它们的发展却是盲目的，有的办的较好，有的则很差。对这些补习学校应该如何加强领导和改进，也希望大家讨论解决。”[1](p.95)1952年底，私立红光护士学校归市属，改名为北京市第二护士学校。北京私立职业学校不复存在。然而尚有89个职业补习学校仍属私立(设有会计、缝纫、保育、建筑工程、无线电、汽车驾驶等专业，有教职工509人，在校生16996人)。[24]

　　对私立职业学校的处理，最典型的是对护士学校和助产学校等医学校的改造。1951年1月20日教育部和卫生部接收协和医学院后，私立协和医学院高级护士学校于1953年春停办。教会办的圣保罗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1951年停办。慈善团体办的公益高级助产学校1950年1月由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接管，改为市立助产学校。基督教会办的道济高级护士学校于1952年由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接管，改为第六医院护士学校，1953年第一、第三、第七护校并人该校，改为市立第一护士学校。1952年，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接管私立同德高级护士学校，改为第七医院护士学校，1953年并人市立第一护士学校。1953年，基督教卫理公会办的仁光高级护士学校由北京市公共卫生局接管，改为市立第二护士学校。私立向安高级助产职业学校，1953年8月并人市立助产学校。私立北宁高级助产职业学校，1952年改为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分会助产学校，1953年并人市立助产学校。私立正明高级助产职业学校1952年停办。[25]

　　另外，在旧中国还存在私塾这种传统形式的特殊私立学校。“塾”原为西周古代地方初级官学，至战国私学兴盛，逐渐演化为私学的一支，成为我国传统的民间办学形式。作为中国历史名城的北京，私塾教育曾经盛极一时。20世纪初期，清政府废科举，兴新学，北京开始实施近代教育，‘私塾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逐渐发生改变，但是，这一旧的教育形式并未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经过不断改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挥了新的作用。北平解放后，人民政府开始逐步改造私塾，在一个时期内允许其存在，并且要公立学校帮助私塾改进工作，让塾师参加公立学校的教研活动。在条件成熟时再分类处理，或转公办，或转民办，或自然淘汰。在处理过程中务必使塾师和学生都得到适当的安排。1949年5月，北京市教育局宜布撤销私塾。废除《三字经》、《百家姓》，改用普通小学课本。吸收塾师中的合格者为小学教师，并帮助他们改造思想，提高业务能力，改进教学方法[25](p.2)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私塾彻底消失。

　　从以上论述可知，国家对私立学校改造的措施是十分有力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改造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第一，党制定的城市政策、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是正确的，反映了发展的客观实际，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界、文化界、教育界的愿望和要求。第二，党对私立学校改造工作的领导是得力的、及时的，如北平市领导、军管会领导亲自抓了私立高校接管的全过程，配备的干部水平较高、能力较强、作风较好，胜任了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第三，北平各私立学校尤其是高校的地下党组织对接管、改造工作起了推动作用、核心作用和桥梁作用，与当时的军管会工作人员配合得很密切。第四，从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在国家办学的统一要求下，对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私立学校，采取了不同的步骤和方法，体现了中共处理问题的灵活性原则。这不仅表现在党和人民政府正确处理了外国津贴学校和教会学校中的宗教问题，明确了宗教政策与学校教育的关系，而且对外籍人员也作区别对待，实现了利用各种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宗旨。但用极短的时间将所有私立高校统统合并改为公立学校，同时完成对中小学的全面接管，整个工作过急、过粗，缺乏审慎的全面的研究和分析，而且政府把私立学校全部包下来的做法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也削弱了一些著名学校的办学特色。

[参引文献]

　　[l]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一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2]李壑:(1949年对讹平高等学校的接管)，(当代北京史研究》2002年第2期。

　　[3]《北平市私立学校临时管理办法》，(北京市政报》1950年第6期，第9页。

　　[4]《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人民日报)1950年8月19日，第3版。

　　[5]《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决定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人民日报)1950年8月3日，第3版。

　　[6]《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人民日报》1950年8月19日，第3版。

　　[7]《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人民日报)1950年8月3日，第1版。

　　[8](教育部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研究实施政务院决定拟定方案各校分三种类型处理)，(人民日报)1951年1月25日，第l版。

　　[9]陆定一:《在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教育》1951年第3期。

　　[10]〔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一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29页。

　　[11](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一198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页。[12]陈私:《北京各大学的课程改革工作》，(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7日，第2版。

　　[13]马叙伦:《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的开幕词》，《人民教育》1951年第4期。

　　[14]《出席全国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等学校会议代表的联合宜言)，(人民日报)1951年1月26日，第3版。

　　[15]刘一凡:《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史略)，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一16页。

　　[16」北京市档案馆藏:《市私立燕冀中学有关组织规章学则、行政组织系统、学校平面图、教职员调查表及学校概况材料)，档号153一1一807一1。

　　[17]京市档案馆藏:《北京市私立山东中学登记立案报告、组织章程、图书仪器标本、药品清册和教师展历表、董事会调查表等》，档号153一1一808一1。

　　[18]京市档案馆藏:《北京市私立崇实中学董事会章程、组织章程、教职员调查表、学校校具、仪器、标本、图书设备清册等》，档号153一1一810一1。

　　[19]京市档案馆藏:(市私立铸新中学有关学校组织规程、校长履历、各课办事细则及学则等材料》，档号153一1一812一l。

　　[20]北京市档案馆:《北京档案史料》第1期，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21]张健:(改进中的北京市九区中心小学)，(人民教育)1950年第l期，第62一63页。

　　[22]北京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北京普通教育志稿)中卷，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23]粗葆奎:《中国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一159页。

　　[24〕北京市教育志编篆委员会:(北京市普通教育年鉴(1949一1991))，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25]朱兆勇:《北京普通中等专业教育志稿》，朝花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作者简介:柴松仗，博士研究生，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l00088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9月第14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