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会战分宣讲政策，发动群众;干部“洗澡”，进行“四清”;开展对敌斗争，划清阶级阵营;整顿各级组织，建立领导核心;发动生产革命，组织新的生产高潮;检查、总结、验收6个阶段。会战期间，工作队员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群众中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和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在解决干部不正之风和经营管理等问题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在农业生产方面，开展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和科学种田实验活动，会战地区种“三田”(样板田、实验田、种子田)8.7万亩。l%5年通县粮食总产量17695.1万公斤，比上年增加5222.4万公斤，增长41.9%。但是，大会战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会战中，干部人人过关和在补划成分时打击面过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许多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处分，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会战中，把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以来，包产到户、集市贸易等恢复农村经济的正确措施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左”的错误作法在部分群众中造成新的矛盾，特别是关锋、戚本禹试点的社队矛盾突出，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通县地区动乱的重要祸根。会战结束后，“四清”总团留下699人组成的“巩固组”，处理遗留问题。

　　会战开始后，县委和公社党委以及各级组织在“四清”总团、分团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工作队根据“桃园经验”，沿用战争年代在敌战区开展群众工作的秘密工作方法寻找“根子”，扎根串联，撇开各级组织和基层干部、党员，重组织“阶级队伍”。一些品质不良的所谓“积极分子”也被当作“根子”使用。为了发动群众，支持众提出的问题，用打击干部的方式推动运动。会战地区农村普建立贫下中农协会组织(简称“贫协”，1980年该组织撤消)，作为阶级组织和向“四不清”干部夺权的执行机构。

　　“四清”大会战要解决所谓的基层领导权问题，把广大基层干部作为革命对象。运动中，让干部“上楼、下楼”，“洗手洗澡”，人人“过关，普遍发生过火斗争现象。通县北寺庄公社高各庄大队大队长窦子祥，为县人委委员、县人民代表。在陈伯达的“指导”下，工作队认定窦有政治历史、贪污盗窃等5项罪行，多次在群众中斗争并严重体罚，运动中被关进监狱。在斗争窦子祥时，将县委书记刘拓拉去陪斗。会战后期，经核查，窦只有强迫命令等一般工作作风问题。此事在会战地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178个大队在斗争干部中发生打、跪、捆、吊、“熬鹰”、隔离等体罚和其他违反政策的现象。通县丁四庄公社12个大队中，有10个发生打骂、体罚等间题，并错斗了一些干部家属。其中北神树大队在1965年1月2o日斗争的26名干部中，除一人晕倒，其余全部被打。个别工作队将干部个人财产作为“四不清”罪证，展览查封。

　　1965年1月中央印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会战地区四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郊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毛病的是少数、极少数。现在要逐步建立好的领导核心，干部不适宜一下都换光。要及时抓紧生产，生产千万耽误不得。《二十三条》的发布与市委的努力，在纠正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乱打乱斗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二十三条》又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会战中，把农村基层干部中大量发生的、轻微的经济问题和多吃多占错误等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统统看成是“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由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许多干部被错批错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据会战后期总团统计，会战地区在职和已下台的30608名干部中，犯有不同程度多吃多占和所谓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27458人，占89.7%。内有所谓“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279个1231人。其中通县18208名干部中，犯有所谓经济错误的17823人，占97.8%。在乱批乱斗的情况下，被斗干部假供很多，不能落实，运动后期纷纷申诉，要求平反。在组织整顿阶段，会战地区256个公社正副书记、正副主任中，被确认为“问题较多”的31人，占12.1%;“问题严重”的8人，其中开除出党3人，留党察看2人，缓登1人，行政撤职1人，开除公职1人。通县合并公社后98名正副书记、正副主任中，调整41人，占41.8%，其中降职使用25人;连任原职57人，占58.2%。会战地区原有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16054人，5822人落选，占35%。通县原有干部10124人，落选3851人，占38.1%。运动中选拔的新干部6568人，占运动后期全部在任干部的51.巧%。会战地区贫协会员13.78万人，占贫下中农总数的78.6%。还根据前述指导思想普遍整顿了共青团、妇女和民兵组织。